受到别人批判时，
总是尽量向前看，努力去积极思考问题。与其只能唤起不冷不热、老生常谈式
反应，哪怕是消极也行，只要能引出实实在在反应，总是好事。
波兰诗人兹别格涅夫·赫伯特曾经说过：“要想抵达源泉，就必须激流勇进、逆水而上。只有垃圾才会随波逐浪、顺流而下。”真是给人勇气格言啊。（引自罗伯特·哈里斯《箴言集》，圣殿出版社。）
不大喜欢泛泛之论，但若是让斗胆发表
番泛泛之论（对不起啦），在日本，如果有人做
不太寻常或与众不同事情，就会引发诸多消极反应——这
说大概不会有错。说好也罢说坏也罢，日本这个国度既有以和为贵（不喜风波）文化特质，也有强烈文化上集权倾向。换句话说，框架容易变得僵化，权威容易以力压人。
尤其是文学，战后以来，长期使用“先锋还是后卫”“右派还是左派”“纯文学还是大众文学”这样坐标轴，将作品及作家文学地位详细地图式化。并且由大出版社（几乎集中在东京）发行文艺杂志设定“文学”基调，再颁给作家形形色色文学奖（可谓是诱饵）进行追认。在这种严密体制中，单个作家发动“叛乱”已经极其不易，因为从坐标轴中被除名，便意味着在文艺界被孤立（休想得到诱饵）。
作为作家正式出道，是在九七九年，那时这种坐标轴在整个业界依然稳如磐石地发挥着作用。就是说，体制“规矩”依然强大有力。常常从编辑口中听到“这种做法没有先例”“这是惯例”类说辞。在原来印象中，作家是种可以不受制约、自由自在职业，因此听到这些说辞，总是百思不解：“这是怎回事？”
原本就是不喜欢争执和口角性格（千真万确），完全没有要与这种“规矩”和“业界不成文定律”对着干意思。只不过又是想法极其个人化人，既然像这样（姑且）当上小说家，况且人生只有这次，便从开始就下定决心：反正要随心所欲，行素，做自己想做事。体制按体制来便好，而做自己就行。是经历过六十年代末所谓“叛逆时代”代人，“不愿被体制收编”意识还是十分强烈。然而同时，或者说在此之前，既然身为个表现者（哪怕是无名小辈），重中之重也是想在精神上成为自由人。想按照适合自己日程表，按照自己喜欢方式，写自己喜欢小说。对身为作家来说，这是最低限度自由。
而且，想写什样小说，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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