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已，为政者能修己，国斯治矣。”“经之所该至广，举凡修己治人，无所不具。”在他看来，能做到这两点，对于培养健全人格、明晰中国大势、洞察时代症结、思考致用之道都极有助益。在国难之际，讨论学问也应以能否促进这两点为重心，那些与救亡图存无涉
学问，比如大谈抽象性与天道、对古代历史进行烦琐考证，皆不必过分提倡，因为这样容易使人忘掉时代责任，脱离大多数中国民众。
1932年，章太炎在给吴承仕信中提到：“仆尝谓近世教授学童，必于经传妙选数种，使之服习。自《论语》而外，括囊民义，不涉天道，莫正于《大学》；奋厉志行，兼综儒侠，莫隆于《儒行》；导扬天性，遏绝悖德，莫尚于《孝经》；辅存礼教，维系民俗，莫要于《丧服》。此盖自童草以至白首，皆应服膺勿失者。教授以此，讲学亦以此。其他博大深邃之言，则俟其人而告之可也。”在他看来，通过讲读这几本经典，可以增进国民道德，培养侠义果敢之气。总之，读经是实践“修己”之学重要环节。他晚年讲学主要内容之
，就是阐发这四部经典内容与意义。
关于读经之重点，章太炎1933年在苏州讲学时指出：
余往昔在北京、日本等处，亦曾讲学，所讲与今日学校中讲无殊，但较为精细而已。今昔时代不同，今日之讲学，不如往昔矣。第只须教人不将旧道德尽废，若欲学者冥心独往，过求高深，则尚非其时，故余今日之讲学，与往昔稍异其趣。惟讲学贵有宗旨，教人不将旧道德尽废者，亦教人如何为人之宗旨而已。为人之道亦多矣，如宗、儒教人如何静坐，如何精修之语甚多，余虽不反对，却不愿如此说，因高谈性命，似觉宽泛，概说做人，亦无着落。
在他看来，国难之际应倡导切实可行修己治人之道，让人们能坐而言，起而行，将经书中义理付诸实践，以此砥砺民德，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时代里得以自立自强，不使国性丧失。因此他以平实之语教人，不欲过多涉及抽象之论。对宋代以来被列为“四书”之《中庸》，他就认为：“盖《中庸》者，天学也，自天命之谓性起，至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止，无语不言天学。以佛法譬之，佛法以内者，有大乘、小乘、声闻独觉乘；佛法以外者，有天乘、人乘。天乘者，婆罗门之言也；人乘者，儒家之言也。今言修己治人，只须阐明人乘，不必涉及天乘。故余以为《中庸》不必讲也。”
关于《大学》，章太炎认为它体现
中国文化里重视实践、重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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