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作风，避免各种轻佻言行。关于何谓耿介，章太炎指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之谓耿介，反是谓之昌披”。关于必信，章太炎则强调g,m者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在这四种品质当中，知耻、重厚、耿介是针对个人修养而言，必信要贯穿在与人交往之中。只有做到
这四点，才能称得上具备完整g,m道德，也能比立宪派更显道德意识。
毋庸多言，章太炎列举这四种品质都和儒家传统息息相关。可见在他看来，g,m道德离不开继承儒家传统，这是因为中国g,m面对是中国社会，而儒家传统长期以来形塑中国社会道德规范与伦常准则，所以只有做到儒家传统提倡那些优良品质，g,m者才能获得更多支持，g,m思想才能更深入人心。出于相似考虑，到1910年，章太炎发表《思乡原》上下篇。在他看来，要想形成良好道德氛围，必须“惩昌狂，检情貌”。那些推崇新学、激越昂扬之举虽然符合时代潮流，但其中有多少是发乎至诚，有多少是迎合时势，却需要进行仔细辨析，否则社会风气将会被败坏。相较之下，恪守基本道德规范、不求闻达“乡愿”，在这样氛围里反而显得难能可贵，因为其言行更真实诚朴。章太炎并非认为乡愿为道德境界最高之人，毕竟孔子说过“乡愿，德之贼也”，而是强调在
个喧嚣时代里，需要有这样“多持常训”人存在，让社会保持平稳状态，日用伦常得以维系。进步而言，这也是使政治局面得以稳定，制度能够有效运作重要基础。而欲收此效，强调修身慎独、力倡束身寡过程朱理学实有可资汲取之处。可见，章太炎固然在清末倡导儒侠之道，表彰“疯子”性格，但在规划中国未来政治社会秩序方面，他其实更着眼于建立能够保证长治久安，符合芸芸众生心理期待“常道”。
除道德问题，g,m党和立宪派另个论战重点是g,m是否有正当性与必要性，这还涉及如何理解清z.府性质。梁启超1903年借着向国人介绍伯伦知理学说，提出合中国内部所有民族为体“大民族主义”说，以此区别于他眼中g,m党宣传“小民族主义”。他指出，中国文化同化力极强，周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渐渐接受儒家思想，与汉民族差别越来越小，因此不应再以“异族”视之。客观来说，梁启超这个观点其实是有道理，后来“中华民族”观念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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