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我的咖啡，再掺水把他的咖啡做淡一些。”
格尔达用手捂着嘴，以免笑声太过响亮：“给我冲杯跟你一样的咖啡吧。我们一直喝的都是这种咖啡色的温水，都快把我给喝吐了！”她俩咯咯地笑了起来，像是打破了尴尬。
格尔达从凯瑟琳口中得知，在家里，从来没有人提起过她和弗里茨的名字。“如果爸实在避不开，不得不提你们俩，他就会一边抱怨，一边小声说‘你母亲的女儿和她那个穷鬼丈夫’。”
“你嫁给了一个穷小子，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够糟糕了，”凯瑟琳解释道，“更糟糕的是，你本来是要做基督的新妇[2]的，你也知道的吧。弗里茨不仅偷走了他女儿，还偷走了爸爸通往天堂的钥匙。”两人边洗餐具，凯瑟琳边跟格尔达讲这些事。母亲由于头痛，早早上了床——格尔达在的这个礼拜，母亲犯头痛的次数特别多。格尔达的孩子们带着一堆枕头和毯子在客厅里安顿下来，但他们没有在上面睡觉，而是在堆着玩儿。吃饭的时候，全家人又一次陷入了尴尬与沉默，而父亲吃完饭便出门了。“想让他原谅你倒是容易，就跟让他穿过针眼一样容易。”
格尔达走到窗前，拉开了黄色的方格布窗帘。母亲总是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仿佛这样就可以完全忽略掉门外面的世界，直到她迫于无奈，不得不出门。她看见父亲站在院子里，旁边是一辆高大的玉米货车，他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坐在高高的座位上。这两兄弟是格尔达的爷爷安东·德吕克的第一任妻子生的头两个孩子，而格尔达的父亲则是她爷爷的第二任妻子生的最后一个孩子。由于年龄的差异，加上不是同一个母亲所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普通邻居那样生疏，但无论怎样，每逢艰难时刻，一家人总能重新团结在一起。婚礼那天，格尔达和弗里茨在去县z.府大楼的路上看到他俩在教堂里，自那天以后，她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父亲正在讲话，伯伯们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他的脸，偶尔朝身侧吐口水，似乎是在回应他所说的话。他一手扶着马屁股，时不时心不在焉地拍一下。两匹身上长有斑点、模样相配的佩尔什骟马在站着休息，它们佩戴挽具的脑袋低垂着，其中一匹还抬起了一条后腿。
“弗里茨不是穷鬼，”格尔达看着那三个男人，耳边回荡着穷鬼这个词，于是她说道，“我们也不比我们周围的那些人穷。”她慢慢擦拭着手中的杯子，擦干后又擦了一遍。她突然发现自己手里握着那个杯子——那是母亲每天都会用到的杯子，产自巴伐利亚[3]，上面有葡萄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