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口契茶店聊了两个小时，话题始终徘徊在咖喔、音乐和各自的生活，换到廉价中华料理店，我们点了凉拌菜、木须肉、煎饺、扎啤和炒饭，继续聊天。那天晚上他说起自己朋友少，他接着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其实没什么一个人不能解决的事情，你说呢？”
通过上班间隙的闲聊，他已经知道我的一些来历，也知道我住的是“四量半”。他首先很诚恳又不失礼地提议我还是买个冰箱比较好，然后很好奇地问，你以前在北京居住时，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
我在北京租的是在朝阳区的两室一厅，离开中国前的五六年时间，我和前夫一直住在那个小区里，七八十年代建成的职工住宅，没有电梯，但房间配有房东准备的家具家电，包括冰箱。小区里的菜市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进门拉开暖帘就有一个卖米卖鸡蛋的摊子，接着有五六家卖蔬菜的摊子和肉铺。继续往里面走有一家窄长的杂货店，再走几步就是另一个出入口。小区外面还有一家水果专卖店，每年十一月北京启动供暖，差不多与此同时，水果店开始卖糖炒栗子，味道极佳且比日本便宜许多，我天天去买。小区门口有一个报亭，我每周一次去那里买份《南方周末》。有一天发现他们开始养小狗，可能是因为当时中日关系还比较紧张，报亭店主为它取名“安倍”，但后来我听过他的妻子叫它妞妞，所以应该是母狗。
我和T所在的这家噢茶店，空间氛围好不惬意，周末的新宿难得有这么空闲的地方，宽敞的地下一层只有我们俩。T点点头，不知道我说的这些在他脑子里呈现的是什么样的北京。当然，关于北京，我还有很多没有讲出来的。
在朝阳区的生活突然宣告结束，我像——根被连根拔起的野草搬回日本。那段时间还回去过几次这个小区，主要是想看看当时养的一只猫，我总是选择前夫去上班的大白天去看。养了十年的白猫当然还记得我，但感觉越来越陌生了，我去看它时心情也逐渐平静起来。我环望四周，从日本搬过来的书、器皿和杂物，感觉这一切都很没意思。后来我选择了八平米的房间，并能住这么长的时间，可能跟那一时刻的醒悟有关：东西本身，并不能给你带来幸福。我抱着猫，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几棵树，几个月前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一个黑色垃圾袋，被钩在这儿的一棵树上，另一棵树上有一个很大的鸟巢，我们管它叫“豪宅”。垃圾袋还挂在树枝上，只是看起来比较旧一点，在树枝上随风飘荡。“豪宅”没有一点变化，反正我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