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员,不顾满天纷飞的弹片,一窝蜂拥进去抢面包。我们也就乖乖地随他们的便。要是我们吭上一声,多半会挨他们一顿毒打。所以我们采取另外的办法。我们解释说,我们是卫兵,因而了解里面的情况,我们弄来了罐头食品,拿去交换我们缺少的东西。
不管怎么样,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要不了好久,这一切反正都会被炸得粉碎的。我们自己从库房里拿了一点巧克力,分成一块一块地吃着。卡钦斯基说,这对吃坏了的肚子有好处。
就这样吃啊,喝啊,闲游浪荡啊,过了差不多有十四天。没有人来干扰我们。这个村子在炮火底下逐渐消失,而我们却过着快乐的生活。只要军粮库还有一部分依然存在,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无所谓的,我们巴不得一直住在这里,直到战争结束。
加登已经变得过分讲究了,他雪茄只抽半支就扔掉。他趾高气扬地解释,说这是他的习惯。而卡钦斯基,他是精神最饱满的。每天清早,他的第一声叫唤总是:“埃米尔,把鱼子酱和咖啡送进来。”我们都摆出一副十分高贵的气派,人人都把别人当作是自己的勤务兵,使唤他,命令他。“克罗普,我脚底有点发痒,赶快把那虱子捉掉。”勒尔说道,便像一个女演员那样朝他伸出一条腿去,克罗普就把这条腿抓住了将他拖上台阶。“加登!”“什么事?”“稍息,加登;此外,不要说‘什么事’,要说‘是,遵命’!那么,加登!”加登就用歌德的《格兹·冯·伯利琴根》[24]这部剧里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来回答他,这句话他往往能够脱口而出。
又过了八天,我们接到调回去的命令。快乐的日子过去了。有两辆很大的汽车把我们运走。那车上高高堆着许多薄木板。可是克罗普和我还是把那张有四根柱子的床,连同一顶蓝色的绸帐、垫褥和两条带花边的罩单统统装在那顶上。床头后面还放上一袋最好的食品。我们不时摸进里头去,那些硬邦邦的火腿香肠,一罐罐的肝浆灌肠,一听听的罐头食物,一箱箱的纸烟,使我们心花怒放。每个人都随身带了满满一袋。
克罗普和我另外又抢救出来了两把红色的大靠背椅。它们就放在那张大床里面,我们伸开四肢坐在那上头,仿佛坐在包厢里似的。床帐的绸子在我们的头顶上给吹得鼓了起来,如同一顶华盖。每个人的嘴里都衔着一根长长的雪茄。就这样,我们居高临下地观看着这一带的风光。
在我们中间还放着一个鹦鹉笼,那是为了装猫而找来的。那只猫也跟着我们来了,它躺在笼子里,面前放着一盘肉,喵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