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有问过吗?”
“没有直接问过,我不能那么问。医生会认为很唐突,那样问是不行的,因为他毕竟要给你妈妈开刀咧。”
是的,我痛苦地寻思着,对我们,对所有的穷人来说,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不敢问价钱,可是事先却为此担心得要死。而另外那些人呢,对他们来说花钱本来就不在乎,却十分自然地先把价钱讲定了。而医生也并不认为他们这样做就是唐突。
“事后的缝合费用也贵得很咧。”我父亲说。
“难道病患补助金就一点也没有给吗?”我问。
玉立,既清澈又孤单。歌唱停止了,小提琴继续演奏着。在夜里,这声音那么绵弱无力,听起来像是凝冻了似的。人们必须紧靠着站在旁边,要是在室内就会好得多了。在这里,它孤孤单单地迷失在外面,这就叫人感到忧伤了。
因为我早已有过一次时间很长的假期,所以逢到星期日我就不能再休息了。在我返回前线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我的父亲和姐姐一起来看望我。整整一天,我们就坐在军人俱乐部。还能有别的什么地方好去啊,我们不愿意待在营房里。中午前后,我们到野地里去溜达了一会儿。
这几个小时可真是折磨人,我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所以我们就谈到母亲的病。现在已经断定是癌症,她早就住进了医院,而且就要手术了。医生希望她会好起来,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癌症能治好的。
“那么她如今在哪儿?”我问。
“在路易斯医院里。”我父亲说。
“你妈病得太久了。”
“那你手头有没有钱呢?”
他摇了摇头。“没有。不过我可以干一点加班的活。”
我知道:他会站在自己的桌子前面,折叠啊,粘贴啊,剪裁啊,一直干到半夜十二点钟。晚上八点,他稍微吃一点凭票证换来的没什么营养的东西。随后他服用一点头痛粉,继续干下去。
为了使他高兴一点,我给他讲了几个刚好想起的故事,士兵们说的笑话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关于将军啊上士
“住几等病房?”
“三等。我们必须等到知道了手术费要多少以后再说。她自己要住三等病房。她说,住在那里倒可以有个伴儿聊聊。再说,费用也便宜一些。”
“这么说,她跟所有那样的病人都住在一起了。只要她能够睡得好就行。”
我父亲点了点头。他神色疲惫,满脸皱纹。我母亲一直有病。虽然只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她才住进了医院,可是花掉的钱已经很多,我父亲的一生实际上都扑在那上面了。
“只要我知道手术费要多少就好。”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