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的权力构造与非正式制度
由周雪光教授的评论引发的思考
鲁西奇<注："鲁西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代表作有《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2000、2019)、《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2014)、《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2014)、《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2021)等。另著有学术随笔《何草不黄》(2015)、《谁的历史》(2019)等。">
周雪光教授花费很多时间与精力，细读了拙作《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并给予全面深入的评论，我非常感激。作为作者，对于周老师的美意与肯定，只宜让它随风飘去。我一直很关注周老师的研究，读过他以中文发表的大部分论著，所以，对周老师评论的出发点与基本理路，可以大致理解与把握。因此，我细读周老师的评论，努力将周老师的提示与自己的研究结合起来，思考哪些问题可以落到历史学的实证研究上来，拓展未来的研究空间，调整自己的研究重心和具体路径。本文主要谈谈周老师的评论给我带来的启发，以及由此引发的三点思考，作为对周老师的回应和感谢。
第一，周老师引钱穆先生之言，认为政治应该从人事与制度两个方面来讲，指出拙作主要着眼于对于制度的考证，对于运行制度的“人事”则未予充分关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于制度意义、性质的进一步阐释和讨论。这是知者之言。在此之前，徐畅(2021)在“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发表的评论中，有更为明确的批评：“作者主要对王朝国家乡里制实施的原则和方式进行了系统探讨，基本没有对漫长历史时段内乡里制下执事人员的身份、性质、职掌开展辨析与对比”；“也正是由于并未着力于捕捉制度史图景中‘人’的角色，对于中国古代乡里制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如隋唐之际乡官被废除的原因，唐宋乡里执役者由官而役的转变，本书并未给出强有力的阐释与回应”。（徐畅2021）——这些都是很中肯的意见。
这确实是拙作的缺失。应当说，我当然注意过这些问题，也曾经认真地考虑将“人”的因素更多地放在乡里制度中加以考查，但最终却并没有能够实现。其原因，除了拙作篇幅已经过长，远超预想，更因为我实际上未能真正找到最合适的研究路径。关于乡里制度下执事者的身份、职掌及其地位、性质，已有的研究大多将其置入户籍赋役制度中加以分析，特别是考查其在户籍制度中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