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变量直接相关的情况。例如，蒂利曾敏锐地指出，学者往往通过一种“回溯式”的研究方法(retrospective)来总结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规律。他们在19世纪末或者20世纪的历史节点上进行观察，基于英国、法国以及西班牙等一小部分幸存下来的国家来回溯历史，从而总结民族国家形成的规律。这样的样本选择方式会导致我们过分强调了一小部分案例的作用，从而认为民族国家形成只有一种方式。但实际上，在1500年的时候，欧洲有超过500个政治实体，其国家演进的道路各不相同。因此，蒂利主张“前瞻式”(prospective)的研究方法，即站在事件发生的起点来探索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以及为什么只有民族国家最后生存下来了(Tilly1975，15；1992)。
3.定量研究中的前提假设
定量研究中大量运用统计回归方法检验因果效应。然而因果推断依赖于一些关键假设，如果在应用之前没有很好地进行讨论，可能会导致推断失效(Kingetal.1994，91；BradyandCollier2004，41)。因果推断的第一个假定是因果效应同质性假定(causalhomogeneity)，该假定是指，给定同样的自变量值，我们应该观察到相同的因变量期望值(expectedvalue)。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样本或者案例中都应该观察到同样的因果机制。如果我们在不同样本中，因果机制不一样，比如该因果机制只在某些样本中或者某一时间段成立，那么我们就无法用所有样本进行统计推断。因此历史社会学中的定量研究要注意不同历史时段中因果机制的稳定性，以及宏观结构与微观机制之间的关系（赵鼎新2021a，74）。一般来说，只有在宏观结构比较稳定的前提下，我们所提出的因果机制才具有强解释能力。当宏观结构出现总体变化时，微观机制的重要程度以及作用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此时，如果我们对于结构变化以及该变化对机制的影响不做分析，可能夸大我们所提出机制的解释力。如威默尔关于民族国家的研究，时间跨度将近两百年(1816—2001)，其间帝国竞争格局与主导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对民族主义性质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威默尔的研究对这些宏观结构变化及其互动关系却缺乏细致的分析，使得我们很难认定是民族主义的传播导致了帝国的垮台，还是帝国政治的变化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发展（赵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