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性权力。
这一波学术运动参与者甚众，相关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也多有纷纭的表述，其中也并不乏优秀的作品。这波运动中，核心是从“中国”（而非地方）历史中寻找所谓的“本土性”——可以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形态，也可以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在表征，或作为中华文明基础的独特的文化基因，也包括中国社会学家的本土理论和表述，等等。这场运动并不仅仅停留在议题的历史化、本土化。相较而言，中国经济学（包括部分政治学）的历史转向更多仅停留在议题层面，这类研究往往借助数字化的工具，把规范的（西方的）分析方法运用于新近发掘的历史数据。其中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但也是典型的对于“过去”的方法论殖m;主义，当然某种程度上这是出于当代中国宏观经济数据问题较多、难以做出研究成果的现实考量。但其政治和道德内核仍是现代的。<注："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诞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对于理解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这些研究必须基于对历史情境的解读，否则很容易得出穿凿的结论。">相比之下，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在议题历史化之外，往往和寻找传统的、替代西方的政治和道德方案联系在一起，因此有很强的规范意义。这类研究试图寻找打开中国社会的“正确”方式，避免西方现代性和极端个人主义对社会的破坏与冲击，为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按照阿伦特的说法，这是企图“经由过去而指向未来”，未来的希望并不在于想象某种还未降临的弥赛亚（进步主义），而在于“怀旧”。这实际上是对当下主义的一种间接应对。如果说西方学术已陷入当下主义，自我消费、自我挫败，那么中国某些历史社会学家则转而为“历史的愿景”所吸引。他们可能是保守的，但又是激进的；他们在寻找未来，只不过他们想“使未来成为比历史更绚丽的往昔”，因为“希望可能破灭，而怀旧却无懈可击”。（里拉2019，3—20）
从更长的时间线索来看，中国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的本土历史转向渊源有自。首先，随着中国加入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社会成本与诸种破坏性逐渐展露，对传统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保护制度的浪漫怀旧也得以回归。其次，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地位上升；在追求民族文化身份的隐秘渴望中，历史问题逐渐转移到文化和学术的中心——学术变革的条件已然就绪。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方案是可以与西方左翼“反霸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