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行动者(他们既可能是领袖级的g,m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也可能是党内地位虽不显赫、但在某些关键的事件和制度中具体担纲的关键人物),既要理解这些**主义g,m者身上共同的人格特质的成因,更要研究他们作为某些特定群体类型的g,m者独特的精神气质的渊源。比如,“富田事变”发生后,项英1931年1月到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当时**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富田事变”尚未有明确的指示,项英需要独立处理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事件。实证史学的研究一般只是关注项英到任后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这种处理方式的影响和后果如何,却从不曾追根溯源地追问项英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来处理事变。而我则是要对1931年1月前的项英做深入的研究,看他的地域和家庭出身如何,看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性格是怎样的,看他在历次党内斗争中的经历和态度是怎样的,看当时的政治决策是如何变动的,甚至还要看他在去江西路经闽西时的所见所闻。只有经过这种生命传记式的研究,我们才能理解项英到底是哪一类型的g,m者,他为什么会形成那样一种工作风格。这就是我所说的“追根溯源”在组织史和担纲者意义上的应用。孟庆延(2016;2017)对彭湃以及王观澜分别作为中国**党土地g,m的“农运派”和“算账派”的根源研究也是这种研究风格的体现。他在最新的研究中提出了建构“担纲者的类型学”的g,m社会学研究新视野(孟庆延2022)。
最后,“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是纳入空间视角的事件史分析。“追根溯源”在这个层面上体现的是政治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自觉意识。我们同样以g,m研究来示例。毛**(1991,1005)有句名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这一个g,m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人们一般只注意到后半句话,强调g,m之“同”,却忽略了“五湖四海”的来源之异的实质含义。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这个“中国化”并非单指一个笼统的中国,而是与中国内部既有的自然、经济、社会、文化和语言的区域划分相关。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列宁式政党”在中国落地的时候,它势必要与不同的地理区域、地域化的思想形态、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传统发生碰撞、磨合。g,m者来自的“五湖”(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巢湖、洪泽湖)与“四海”(东海、黄海、南海、渤海)之间的差别就势必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