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注">只将这些冲突视为对不可避免的结果的一种干扰，并很快回归了天真的自由派乐观主义。“二战”结束之际，美国的帕森斯也是如此。因此，比较历史学关注的议题——如国家、民族主义和战争——那时并不在社会科学关注的中心，因为那些力量被认为是邪恶的。那时的社会学实际上是关于工业社会的研究。
但是例外总是有的。以我自己为例，本科修读历史时阅读摩尔的《专制与m;主的社会起源》(Moore1966)一书的经历改变了一切。那时英国的许多历史研究十分无聊——我们赢得了战争，所以没有必要去想象制度的改变。所以遇到一本在历史方面内容丰富但又热衷于提供解释，且有一种更好地把握我们未来的视角的书，对我来说不啻是一种启示——尤其是当20世纪50年代的宁静和谐被20世纪60年代来源多样的冲突所替代的时候。自此之后，我的作品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徘徊——提醒历史学者解释的必要性，也让社会学者意识到，如果他们的观点不能解释整个历史，他们就无法理解社会生活，更不用说去理解工业社会。
在我选择比较历史社会学这条路径后，其他一些学者的作品对我来说也变得十分重要，我也开始能够理解他们对这一学术路径的贡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维也纳很重要，尤其是其中那些有犹太背景的学者。他们面临反犹主义时如此不安，以至于他们生产了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文本：波普尔(Popper)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包含着对民族主义发自肺腑的厌恶，因为那对少数群体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同一时间，波兰尼(Polanyi)的《大转型》(1944)完全就是提供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和20世纪中期法西斯主义灾祸的理论。然后是法国的阿隆(Aron)，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德国教书的经历使他放弃了晚期涂尔干主义的自由和理性的乐观主义，转向他后来进一步发展的韦伯主义观点——这种转向在他最优秀的著作《和平与战争》(1966)之中可能体现得最为显著。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内的流亡者们——伦敦的波普尔和盖尔纳(Gellner)，以及美国的本迪克斯(Bendix)都非常重要(Bendix1978)。最后，生于爱尔兰但在英国接受教育的杰出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也做出了超凡的贡献；他的两大卷有关古典世界和欧洲绝对主义的著作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一个标杆(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