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演进到**主义社会。
进步史观给予其信仰者很大的信心，但是它所带来的危害也非常大，具体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它给了自以为自己处在历史时间前沿的强势群体一种道德优越感，使得他们在欺压甚至屠杀弱者时没有良心负担。例如，进步史观使得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面对“落后民族”时都采取了帝国主义和殖m;主义的立场(Pitts2005)。第二，它是文化和种族歧视、偏见以及对其他群体不尊重行为的源头。西方人曾经带着进步史观来歧视中国人，而今天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某些人士同样也会带着从西方学来的各种进步史观来歧视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士。第三，持有进步史观的学者在做研究前往往都会对历史的时间性有一个明确或隐蔽的道德假设，即认为历史进程会把我们带入美好的未来。他们的研究目的则是要论证某一美好世界的理论在经验上的正确性。中国史学界就曾经带着进步史观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问题做了大量研究。殊不知，虽然古代中国有各式各样的奴隶，但却从来就没有过像古罗马一样以奴隶劳动作为经济基础的奴隶社会(Zhao2015)。“第三次m;主浪潮”高潮时西方学者在自由主义进步史观的推动下也做了大量性质类似的研究。比较著名的有英格尔哈特(Inglehart1997)关于从现代文化到后现代文化转型的研究，福山(Fukuyama1992)的历史终结论，以及大量的以人均GDP和教育水平等指标为“自变量”来预测一个国家m;主转型可能性的研究。然而，这类研究带来的往往只是对历史更深的误解。第四，进步史观指导下的政治具有很大危害性，因为它给了政治家和他们的追随者撞了南墙还不肯回头的精神。如果说“第三次m;主浪潮”所引发的包括恐怖主义和难民潮在内的各种乱象是自由主义进步史观给人类带来的危害，那么，苏联肃反运动、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等等，则是“左倾”进步史观带来的危害。
就历史和社会结构/机制的关系而言，时间在进步史观下失去了本体意义，因为它只是某种具有目的性力量(teleologicalpower)的结构的承载体；反之，某种具有前定(predestined)目的的结构/机制性力量就获得了本体性。同样，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偶然性和转折点事件在进步史观下也都失去了本体意义上的重要性，因为他们都只能给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