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以各种方式道别。后来车终于开了，引擎振动着，潇潇站在原地点了一根烟，朝我和王鹿挥手。我又扭头看他，很快就看不见了。
春节之后我和王鹿振作起来，试图自己去解决广告和钱的问题。然而这次面对的困难与以往不同，我们向来对更为庞大的系统和结构不屑一顾，缺乏基本认知，因此付出的努力毫无章法和方向，幼稚可笑。每次与专业人士沟通之后，挫败感都在加剧，写给各类唱片公司和文化公司的邮件也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回复。我们陆陆续续去了一些酒吧和俱乐部，有时与那里的人开怀畅聊，结果他们往往比我们更需要钱和帮助。这种情况持续着，直到潇潇工作的俱乐部正式开张，邀请王鹿和乐队去演出，回来以后他们对那里赞不绝口。据说俱乐部老板野心勃勃，想大干一场，一口气签了不少乐队，给的条件相当优厚。他对我们的节目也很感兴趣，说好等到三月份，日本那边的投资人过来，我们再一起谈谈赞助的事情。但他希望我们在此之前能做出两期分量重的节目，作为谈判的筹码。
我和王鹿不喜欢准备筹码或者被人当作筹码，但张宙的节目停播激励了我们，怀着决心，与沉重的东西作战，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正逢罗大佑在广州开完演唱会以后来到上海，三月初要在同济和华东师范大学做两场音乐讲座。我们向欧老师申报了选题，同时联络唱片公司进行采访。
采访被安排在同济讲座之前，我和王鹿提前到达，在教学楼的一间会议室里等待。罗大佑准时推门而入，跟随着两三位工作人员。他穿着朴素的深色夹克，精神抖擞，两手空空，我却立刻辨别出一些难忘的东西。他坐下之后又起身，打开窗户，窗户对着操场，他问我们能不能去那里采访。
于是他撇下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穿过操场，在领操台上方的看台坐下。我和王鹿重新支好了录音设备，从耳返里能听见远远的欢呼声和口哨声。罗大佑说话的声音像一只从低空掠过的大鸟，舒展着翅膀。那段时间他搬到北京居住，往返于北京和香港之间。王鹿和他聊起北京的事情，城中村的奇崛，四处都在挖掘和建造的大型工地，但是冬天的北海公园总是那么美。说到这里，我们每个人都点了一根烟。风有一点料峭，有一点暖和。
“你还记得二〇〇一年上海的那场演唱会，结束之后你做了什么吗？”我问罗大佑。
“我坐车回酒店，经过衡山路，听到路边有人在合唱《未来的主人翁》，非常想要加入其中。”他回答。
“我俩是在那天认识的，在那场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