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嘛——我想先对生活负起责任来。”潇潇这么说，怀着乐观和忧患。我想他和以前多么不同，他在担心很多事情，但我又想，他只是在说梦话。
我们三个离开广播大厦以后一起走了很长的路，我感到潇潇走在我身边又长高了一截，也可能是更瘦了，肩膀撑住薄薄的外套，看起来像是那种随处可见的忧心忡忡的年轻人。某些时刻或者角度，非常不像他。但我想，我不应该总是拿过去的事情作为参照物，而且我很久没见到潇潇，变得陌生，也是极其自然的。后来我们来到河边。风无遮无拦，又野蛮又刺骨。我们遇见桥就翻过去，一会儿在岸的这一边，一会儿在岸的另一边。有些地方极其破败，防洪堤底下散发着尿味，天稍稍暗下来以后，水鸟和蝙蝠便在低空徘徊。路上结冰，我们走得极其小心，而且总是被棚屋、绿化带以及突然出现的路障阻断，不得不绕过小片小片的居民区，再想方设法回到河边。河流湍急，眼睛就能看见浅浅的浪和
“你早就可以联络我们的。”我说。
“我知道。来到上海以后，张宙的节目和你们的节目，我一期都没错过。”潇潇回答。
“张宙在节目里最后说了什么？”王鹿问。
“他说再见。”潇潇说。
“没了？”王鹿问。
潇潇说。
“这几天你一直都在这里？”王鹿问。
“前天来了，昨天也来了，今天刚刚过来。我想即便见不到张宙，也能见到你们。”潇潇说。
“我不知道你来上海了。”我说。
“说来话长。你们知道防风林转手了吗？”潇潇说。
“没啦。但他那样说，你会觉得，你们再也不会再见。”潇潇说。
“其实我们都没再继续听张宙的节目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说。
“那真不错。我想是因为你俩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那段时间。”潇潇说。
“是吗？”我问。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呢？”王鹿问。
“谁要接手那样的地方啊。”我说。
“有说要改造成书店，也有说要改造成游戏厅。”潇潇说。
“里面那些人都去哪里了？”我问。
“他们中间不少人已经离开南京了，而且他们总有可以去的地方。”潇潇说。“你呢？”我问。
“防风林的老板搞到一笔日本人的投资，在上海开了一个演出俱乐部，设备和技术人员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我跟着他来到上海，已经是去年夏天的事情。你走之后，我就去北京了，在那里待着等签证，但那段时间里，送到美领馆的签证整个房间都被拒签。我颓废了很久。后来就来了上海。”潇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