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文官集团能给皇帝带去的约束是软约束，是道德压力，是苦口婆心，至于皇帝听不听，那要看运气了。碰到唐太宗这样心胸宽广的，会传下君臣关系的佳话，碰到明成祖这样的，那就是z.sha袭击了。而掌握枪杆子的武人集团、掌握钱袋子的财阀集团，他们对王权的约束则是硬约束，他们靠的不是苦口婆心，而是兵临城下，是釜底抽薪。所以，中国的皇权最后选中文官集团来施政，实行“学而优则仕”，而不是“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自有它的合理性。
回顾中国两千年的皇权史，为什么后一千年比前一千年政权更稳定？科举是一个分水岭，宋代是科举制走向成熟的朝代。宋之前，皇权经常被各种诸侯、门阀、豪强、士族、藩镇侵蚀；宋之后，除了外敌，很少有什么社会势力能挑战皇权，“封建回归的压力”逐渐消退。一定程度上，这就是科举制的力量。
所以，总结一下，为什么说文官制对于中国的国家能力意义重大？首先，文官制中的“官”，也就是官僚集团，通过一个细密的组织网络，把一个庞大的帝国给捆到一起，产生了巨大的组织红利。其次，文官制中的“文”，则通过抑制武人、财阀、宗教力量等，把社会精英引流到了读书做官、为皇帝服务的道路上来。这两个机制相结合，文官制大大强化了古代中国的国家能力，并使这种能力成为一种深厚的传统。王朝可以亡，政治文明却不会亡；国家可以改名换姓，但是国家主义却可以生生不息。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亲身经历着强大文官制带来的很多优势，比如前面讲到的，中国基建的神速、疫情防控的高效、治安状况的良好等。
但是，另一方面，过于细密的官僚体系、过于强大的国家能力，也可能意味着国家淹没社会、国家取消社会。就中国而言，历朝历代“官”对“民”的压迫，我们从各种历史记载中早已熟知。杜甫的名篇《石壕吏》就是对这种压迫的写照：“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这种官与民的不对称，带来无数的悲剧。对“读书做官”的过度推崇，在历史上也长期抑制了中国社会其他维度的发展，工商业的萎靡、科技的落后、军事战斗力的萎缩等，都与此相关。所以，古代中国早期虽然秩序没有那么稳固，但是相对生机勃勃，越到后期就越暮气沉沉。
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发明了文官制度，所以中国是最早的现代政治国家。对此，或许可以存疑。思想家韦伯曾指出，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