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新移民。但是,如果第二代移民的犯罪率更高,恰恰说明融合的艰难。移民和融合并不是两个不相关的问题,“问题不在移民,而在融合”,相当于说“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婚姻,而在于他们相处不好”——恰恰是结婚带来朝夕相处的问题。
更糟的是极端主义的兴起。据报道,截至2016年,有至少300个瑞典志愿者以“圣战”战士的身份奔赴“伊斯兰国”为之作战。300个看似不多,但是,同样,因为分母很小,所以事实上,瑞典已经成为“圣战”战士输出比例最高的欧洲国家。要知道,极端主义的出现并非孤立的现象,它们背后往往会有一个社交和心理支持的网络,所以300个极端分子的背后,可能对应着3000个温和同情者,只不过这些人没有极端到拿起武器上战场的地步。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很多瑞典人慌了。他们发现,瑞典正在从一个“和谐社会”变成一个“二元社会”——两边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穿着不同的衣服,信着不同的宗教,生活在不同的阶层。而且,由于不同族群的人口出生率不同,那个陌生的世界似乎会越来越大,而他们传统的世界似乎在缩小。根据皮尤中心的一个温和估算,2050年穆斯林将占瑞典人口的21%。30年后是21%,100年、200年后呢?应该说,一些瑞典人担心自己的传统文化被伊斯兰化也不完全是没有根据的。
不但文化可能被改造,瑞典人最引以为荣的“高税收、高福利”模式也可能受到威胁。有研究指出,“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模式之所以出现于北欧,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同质性的人口结构——正是因为彼此文化、语言、宗教接近,才产生了深厚的社会信任,使得人们愿意交出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扶助那些穷困潦倒者,一旦社会“二元化”,人们不再把彼此看作兄弟姐妹,他们还愿不愿意交同样高的税收、进行同样程度的财富转移,就变成一个问号了。
多元文化主义:非一日之功
可能有人会说,社会多元化为什么就一定是问题呢?美国、加拿大都是移民国家,多元文化不但没有摧垮这些国家,反而成为其力量的源泉,对不对?确实,社会多元化本身未必是问题,但是,变化的速度则可能成为问题。不要忘记,美国是花了200多年的时间展开这个民族融合过程的,不是一代人的时间,即使是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无论是爱尔兰人、德国人、中国人、日本人、穆斯林的进入,都曾引发显著的政治和文化冲突。哪怕是岁月静好的加拿大,大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