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不得不配合警方的侦查结果，编造出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
“我听说的场健太君是在楼梯上被勒死的，但没有听说是被什么勒死的。那是只有凶手才知道的答案。刑警想从我口中问出来，可我怎么知道呢？于是我就编故事，说健太君看见了我行凶的过程，我就追上去，从背后用手掐死了他。结果刑警大发雷霆，叫我‘不要撒谎’。接着，他叫我‘好好回忆’，还意味深长地摸了摸自己的领带。在那之前，他们让我看过好几次领带的照片，问我‘对这个有没有印象’。我不明白他们的用意，只回答说：‘这是我送给的场先生的礼物。’刑警当时还说了很过分的话：‘这领带够难看的，收礼物的人恐怕也头痛吧。’我想起了这场对话，顿时恍然大悟：啊，原来是那条领带……那就像可以得到提示的答题节目。一旦答错了，我就要遭到痛骂。如果答对了就没有痛骂，让我长出一口气。
“照着这个节奏，我也回答出了犯罪动机，那就是的场先生说他不喜欢那条领带，我顿时发了火。这动机听起来这么奇怪，就因为它是这样编造出来的。警方从精神鉴定的报告书上找到我有性格冲动的一面，就决定把它当成犯罪动机的依据，其实连我都觉得那样太牵强了。
“制作这份供述期间，我一直被关押在调布警署的拘留所里。每次审问都在拘留所门口的狭窄会客室进行。那里的饭都不够塞牙缝的，我时刻都被饥饿感折磨，浑身没有力气。本来我应该被转移到看守所，而且听说那里有最低限度的待遇保障，但仅仅因为方便警方审问，我就被留在了拘留所。那是一段没有任何自由的拘禁生活。然而并不都是坏事，因为同样被关押在拘留所的人向我介绍了好几位这方面比较出名的律师。
“警方好不容易完成供述报告，接下来就是资料送检，我也被转移到了看守所。后来，检察官又来听我供述，之后便是起诉。由于警察都是面目狰狞又蛮不讲理的人，我一开始还指望检察官会相信我是无辜的，后来发现，其实检察官也一样。故事虚构到了一定程度，就逼真得让人舍不得打破。检察官想都没想过将其打破，反倒试图加固一些薄弱环节。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检方报告上甚至写了我根本没说过的东西。检察官问我：‘为什么接连殴打了十几下？’我的回答是：‘不知道。’而报告上写的却是：‘我拿着球棒一个劲地打，到后来就什么都顾不上了。’他们问我：‘你对的场一家有什么想法？’我回答：‘我觉得那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可报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