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刻奔向车站,乘坐东武铁道的特急两毛号列车返回东京都,在车上拼命回想着某个影像里的画面。日本电视台保存的“足利事件”相关材料我都看过,在案发地周边询问的刑警、交通盘查的情况、现场的航拍、提取足迹的鉴定人员……但我好像在这些影像里错过了很重要的东西。
一回到台里,我直奔报道局,冲到存放录像带的柜子前快速翻找起来,终于找到一卷录像带。我将录像带放入播放机中,按下了播放键。
画面中出现的就是那个公园。那时已是案发数天后,禁止入内的黄色警示带在风中摇晃,秋千还在。警察手持警棍在巡逻。画面中出现了一
女人手握铅笔快速作画的情景。她对这两人的印象到底有多深?她当时是否强烈地感觉到他们可能是凶手与被害人?我非常想见见这位女士,核实警方调查书里的目击信息,获取案发当天更多的细节。然而松本女士已经搬离足利市,住所不明,经过多方查找依然无法得知她的去向。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画中小女孩飞扬的裙角。
红色裙子……这个小女孩一定就是小真实。
傍晚六点半左右,有人在弹珠游戏厅附近最后一次看到小真实。之后,河边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被目击到。照此推断,“鲁邦”才是真凶。
县警察局也许这样考虑过,所以才有了那份针对吉田先生与松本女士的厚达一百多页的调查书。可是,这些材料没有作为检方证据被递交庭审。
我向当时的侦查队长提出这个疑问,他说:“不对。那些证词根本不可信。好多内容都是他们随口胡说的,根本靠不住。他们压根儿没记住人长什么样。那个男的说自己亲眼见过这两人,可他关于两人服装、发型的证词几次都有出入……”
我觉得不对劲,可是又没有反驳他的证据,只得作罢,空留“消失的证词”几个字在脑中徘徊。
我返回渡良濑川的岸边,站在吉田先生当时练习高尔夫的草坪上。水泥台阶下的斜坡杂草丛生,有被人踩踏过的痕迹。我想象着酷似鲁邦三世的男人牵着小女孩走下斜坡的场景。
我坐到堤坝上,俯视那个有秋千的公园,整理思路。眼前是一片开阔的草坪,到处可见仿佛会钻出鼹鼠的小土堆。一股久违的青草香扑鼻而来。
没有人看到“骑自行车的两个人”,却有人看到“步行的两个人”。一个主妇看到了在秋千附近走动的两个身影,留下了一张素描。如今秋千的座椅已经没了,只剩一个蓝色的秋千架。案发之后,鉴定人员在这一带用石膏提取了足迹……想到这里,我灵光一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