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利事件”的DNA型鉴定是在案发的第二年，即一九九一年实施的。
凶手的样本是前面提到的被害人衣服上附着的精液，对照样本是菅家丢弃的纸巾上的精液。
县警察局将这两个样本交给警察厅的附属机构科警研进行鉴定（顺便说明一下，另一机构科学搜查研究所，即“科搜研”，则是日本各都道府县警察局的附属机构）。当时被调到栃木县警察局担任本部部长的山本博一，在“一一七号”事件中，就是通过DNA型鉴定确认被害人身份的，因此他非常信任科警研的DNA型鉴定。
科警研在“足利事件”中采用的DNA型鉴
一，可是供述调查报告并不容易推翻，连辩护律师都质疑菅家的否认是为了寻求减刑。翌年一月的第七次公审中，辩护律师提交了一份菅家再次承认供述内容的上申书。
我一向认为“上申书”这类定义不明的文件不可取。明明没什么法律依据，大家却认为它是“自己主动向上级机关提交的证明”，仿佛在告诉大家：“无人逼迫，我是主动说明情况的，这就是证据。”
可是，提交了上申书的菅家在六月的第十次公审中再次否认了供述。
即便如此，侦查人员坚信不疑的物证——DNA型鉴定——仍然是难以攻克的高墙。
“DNA型鉴定”到底是什么？坦白说，此前我也一窍不通。当听到警察说，“通过DNA鉴定，凶手在现场残留的血迹与嫌疑人一致……”，我就会认为“嫌疑人一定是凶手”，对“DNA鉴定一致=凶手”的公式深信不疑。
其实，这种认识大错特错。
请大家注意，我在上文提到的是“DNA鉴定”，而非本书一开始便多次出现的“DNA型鉴定”。加上“型”字是有意义的。因为这种鉴定形式就像血型鉴定，以型号分类，即按DNA型将人们分组，再进行识别。
如果一个人的DNA型与凶手相同，只能说明他有可能是凶手，因为其他人也有可能是同一型号，不能断言“他就是凶手”。大家总以为DNA型是侦查工作的直接证据，实际上并非如此。与血型相比，DNA型的种类更多，型号一致无法指认凶手，但只要当中有一点差别，就是证明清白的关键。也就是说，DNA型鉴定结果只能作为无罪而非定罪的证据。
另外，“DNA几乎一致”这样的报道本身就是错误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一致或不一致。
我拜访了大学教授、DNA型鉴定专家以及熟知相关知识的律师，查阅了艰涩难懂的专业书籍，才终于厘清了“足利事件”DNA型鉴定的前因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