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利事件”
DNA型鉴定是在案发第二年，即
九九年实施。
凶手样本是前面提到被害人衣服上附着精液，对照样本是菅家丢弃纸巾上精液。
县警察局将这两个样本交给警察厅附属机构科警研进行鉴定（顺便说明下，另机构科学搜查研究所，即“科搜研”，则是日本各都道府县警察局附属机构）。当时被调到栃木县警察局担任本部部长山本博，在“七号”事件中，就是通过DNA型鉴定确认被害人身份，因此他非常信任科警研DNA型鉴定。
科警研在“足利事件”中采用DNA型鉴
，可是供述调查报告并不容易推翻，连辩护律师都质疑菅家否认是为
寻求减刑。翌年月第七次公审中，辩护律师提交份菅家再次承认供述内容上申书。
向认为“上申书”这类定义不明文件不可取。明明没什
法律依据，大家却认为它是“自己主动向上级机关提交证明”，仿佛在告诉大家：“无人逼迫，是主动说明情况，这就是证据。”
可是，提交上申书菅家在六月第十次公审中再次否认供述。
即便如此，侦查人员坚信不疑物证——DNA型鉴定——仍然是难以攻克高墙。
“DNA型鉴定”到底是什？坦白说，此前也窍不通。当听到警察说，“通过DNA鉴定，凶手在现场残留血迹与嫌疑人致……”，就会认为“嫌疑人定是凶手”，对“DNA鉴定致=凶手”公式深信不疑。
其实，这种认识大错特错。
请大家注意，在上文提到是“DNA鉴定”，而非本书开始便多次出现“DNA型鉴定”。加上“型”字是有意义。因为这种鉴定形式就像血型鉴定，以型号分类，即按DNA型将人们分组，再进行识别。
如果个人DNA型与凶手相同，只能说明他有可能是凶手，因为其他人也有可能是同型号，不能断言“他就是凶手”。大家总以为DNA型是侦查工作直接证据，实际上并非如此。与血型相比，DNA型种类更多，型号致无法指认凶手，但只要当中有点差别，就是证明清白关键。也就是说，DNA型鉴定结果只能作为无罪而非定罪证据。
另外，“DNA几乎致”这样报道本身就是错误。最终结果只能是致或不致。
拜访大学教授、DNA型鉴定专家以及熟知相关知识律师，查阅艰涩难懂专业书籍，才终于厘清“足利事件”DNA型鉴定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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