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在你们精神病理学的领域里,“疾病”是如何被定义的。是否人类必然要遭受一定程度病痛的折磨?是否精神类疾病也像病毒和细菌一样,一旦出现就很难根除?
从确诊抑郁症到现在,我好像对它的恐惧感在逐渐降低,可能是因为我在试图习惯它,也可能是因为它也在不停地熟悉我。但总之,抑郁症越来越像我的一个邻居,一个情绪多变的朋友,一个想要逃避时的借口。
即便有蒋新明和
。或许人类本就应该属于森林,当本能被激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自洽感方能应运而生。
即便对学术研究再感兴趣,我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件相当枯燥乏味的事情。我说过,我原本无心丢弃量化的路径依赖,尝试质性研究只是闲暇打发时间的一种娱乐,但你的出现,让我越来越向往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理解”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试图理解”却太难了。个体的主观意识总会在理解的道路上给予各式各样的阻挠,以至于思维经常懒惰地选择停滞。我不知道自己承载了怎样一份幸运,能够鼓起勇气,再次走进人群、走至角落,更换一个崭新的视角,去重新理解人类与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它很枯燥,但又实在快乐。
从蒋新明成为我学生的第一天起,我便意识到,这是个比我更适合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人。果不其然,当她和许璐梳理出抛开结构主义的思路和我探讨时,我们的想法又不约而同地合到了一起。
这是个很好的预兆——预兆着研究材料的充盈,预兆着研究思路的一致,预兆着研究成果的突破性……更重要的是,它预兆着我能早些回来见你。
我最近经常想到拉里,去想他所追求的神秘与宁静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看来高中确实不是我与《刀锋》相遇的最佳时期。当时的我很难想明白,为什么在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困境制约下,拉里的追求仍未成为“批量生产”的思维范式?
而当身体健康开始成为我反思内心的契机之后,我才逐渐意识到,或许内心的变动与外界的波折一样难以预料。就像哈勒米诺人常说的那样,在豺狼的认知中,人类才是与他们争夺食物的恶类。
我们总是活在语言的世界里,活在由他人审判的世界里。隐喻太多,以至于忘记事物发展的真实规律,错误地将表象以为是真实。在这样的状态下,或许自由和追求同样是束缚人类的枷锁。
所以我想试着放弃过往的一切执念。
既然生活已经因为抑郁症而脱轨,那么就让它随心所欲地行驶吧,它本就不应该受我的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