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女性代表人数增加，对女性政治家的敌意也在增加。[57]尤其是来自她们的男性同事的敌意。美国和新西兰的研究[58]表明，随着女性在立法机构中所占比例扩大，男性“在委员会听证会和议会辩论中变得更具攻击性和控制欲”。另一项研究发现，随着美国国会中女性比例增加（记住，国会中女性的比例只有19.4%[59]），女性在其党内获得领导职位的可能性反而更低。[60]来自美国和阿根廷的进一步研究[61]表明，女性议员人数众多“与女性所提法案通过率降低和被指派到‘男性化’和‘强势’委员会的机会降低有关”。[62]与此类似，美国的分析发现，将人权问题界定为女性权利问题，会降低男性政治家支持立法的可能性；如果一项人权法案主要是由女性提出，最终会被削弱，各州也不太可能投入资源。[63]看来，m;主——涉及女性的m;主——已经破产了。
在这种极端心理战的背景下工作，女性的工作能力难免会受到影响。许多妇女告诉议会联盟，她们会限制出差次数，确保在天黑前回家，或只有在有人陪同时才出差。[64]还有一些人进行自我审查，尤其是在谈论妇女问题时[65]（这些问题往往会招致最多的攻击[66]），有些人甚至完全摒弃了社交媒体，这样一来，她们就自我剥夺了“一个传播和讨论自己观点的阵地”。
其他人则干脆退出。亚洲和拉丁美洲针对女性政治人物的,bao力行为已经表明，与男性政治家相比，她们更不可能参加连任竞选，也更有可能在任期更短的情况下离职。[67]一位亚洲议员对议会联盟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参与下一届选举，因为我需要考虑不要给家人造成太大伤害。”[68]与此同时，据报道，三分之一的瑞典地方政界女性政治家“因为一些威胁事件而考虑过放弃自己的职位”。[69]
女性政治家所面临的虐待也让女性更不愿意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在一个有抱负的女性领导人参与的项目中，超过75%的成员表示：“在考虑要不要担任公众人物的时候，网上针对女性政治家的性,bao力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70]在澳大利亚，18至21岁的女性中有60%的人、31岁以上女性中有80%的人表示，媒体对待女性政治家的方式减少了她们竞选公职的可能性。[71]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尼日利亚当选国会议员的女性政治家人数出现了“显著下降”；美国非z.府组织国家m;主研究所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