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承认自己确实存在问题。[70]当卢凯图-西德里斯想了解美国交通运输机构如何解决女性在公共交通上的安全问题时,她发现了性别数据缺口。她只找到了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都没有关注女性乘客的安全需求,而且考虑到“9·11”后交通安全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两篇论文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忽略。还有一篇较新近的论文,发表于2005年,但它主要关注美国运输机构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反应,“完全没有调查女性的担忧或她们具体的安全需求”。
所以卢凯图-西德里斯决定自行调查。在她所调查的、以男性为主的员工那里,她遭遇了一些抵触。一家机构的男性首席运营官回答她说:“你是在假设这个世界对女性来说不那么安全。”另一家公司的男性安保经理坚称:“安保问题和相关顾虑与性别无关。”另一位(男性)安保*员反驳了性别规划的必要性,理由是“我们系统的统计数据并未表明女性面临更大的风险”。而这恰恰是性别数据缺口带来危害的明证。
一旦承认了问题,交通规划者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证据的基础上设计解决方案。在回应卢凯图-西德里斯调查的131家运输机构(占美国所有大中型运输运营商的半数以上)中,“只有三分之一认为运输机构确实应该采取措施”,只有3家机构真的付诸行动。卢凯图-西德里斯还发现,“女性乘客的安全需求和期望值,与运输机构采用的策略类型及其位置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匹配”,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因为长期以来,有关女性在交通环境中的安全数据和研究都是不足的。
她调查的大多数机构都在大巴上设置了安全措施:80%安装了监控摄像头;76%设置了紧急求救警报;73%有公共广播系统。但绝大多数机构既没有也不打算在公交站台安装安全设施。这与女性真正想要的恰恰相反:比起乘坐公交车,她们更有可能害怕在黑暗的公交车站等车。事实上,她们有这种感觉是对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在车站或附近遭遇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是在汽车上的3倍多。[71]
交通运输机构安装的安全设施类型也很重要——而且这方面同样存在不匹配。监控探头对性骚扰到底有何影响,相关数据少之又少,但可以肯定的是,研究反复发现,女性对监控探头的用处深感怀疑,相比拐角处一盏闪烁的灯(可能会有人在几公里外监视,也可能没有),她们更喜欢看到售票员或保安的身影(即预防措施)。[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