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过了一会儿它又飞了回来,而且带来了四个同伴;它们共同努力,和它一起搬运并掩埋了死老鼠。”然后,拉考尔岱尔说,大家不要拒绝承认有理性思维介入了这种活动。
承认这种虫类的智力,认清因果关系和目的手段的关系,是有着严肃意义的做法。可是在我看来,简直再也找不到比这样的做法更符合我那个时代哲学的强迫性了。这则小故事是不是真的?是否含有人为推断的成分?把这些故事当成证据的人们,是不是都有点儿太天真了?
我可以坦率地说,昆虫学领域应该保有一些天真。做实际工作的人们,把天真当成一种精神失常症。然而,如果没有一定的天真品性,还有谁会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小小的昆虫身上呢?确实,我们是需要天真一些,不过,可千万不要天真地轻信任何事情。准备让动物具有理性思维以前,最好先让我们自己稍稍有点儿理性思维;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向经过实验检验的结果求证。随便拿个例子,不带任何批判就作为规律,这样的规律是不能成立的。
刚毅的掘墓工啊,我并不想毁谤你们的功德;我肯定没有这样的念头。相反,在我的笔记本里,保存着能给你们带来更多荣誉的东西,我已经把搜集到的那些真实的功绩记录在你们的功劳簿上了,总有一天,这些丰功伟绩会为你们的美名增加新的光彩。
不,我的动机并不是把你们降低到仅有一种美名。而且,公正的历史也并不想支持某一个既定的论点;历史,它是根据事实造成的趋势发展的。我的愿望,无非是针对被其他人认定属于你们的那种思维逻辑,向你们提几个问题。你们是否具备理性的光点,即人类理智的微弱萌芽?我要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指望巧合,不能寄希望于在哪里遇上什么情况。我们依然需要笼子的帮助。只要我们有笼子,就可以随时地进行研究和观察;当然,还有其他千奇百怪的人为形式。可是笼子中的居民从哪儿来呢?这里到处生长着油橄榄,基本上看不见。据我所知,这儿只有一种名叫现场的昆虫;而且,能和北方掘墓工相提并论的这种虫类,数量确实非常少。用老办法抓它们,一个春季最多只能抓到三四只。今年如果没有利用猎人的经验和智谋布下陷阱,那么最后能捉到的依然不超过三四只;但是现在,我必须要有十二只才够。
我们使用的智谋,其实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埋尸工基本上差不多,如果你跑到它们附近去,根本没有一点用处;而且,只有四月才是最合适的时候,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