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的伦敦还算繁华，人们流连在剧院和酒吧，白兰地和葡萄酒的价格也没有飙到1940年的高价。而离伦敦只有九十英里的剑桥，在记忆中就更像一个世外天堂。
我被剑桥国王学院录取的时候叔父以为那又是一个恶作剧。他,bao跳如雷，差点把封着红色火漆盖着剑桥印章的信封扔进炉子里。然而两个月以后我还是从贝德福德郡搭火车到伦敦，拖着行李箱挤出车站，搭上长途汽车，半路在剑桥跳下来。下车的瞬间，傍晚的霞光扑面而来，远处高耸的塔楼尖顶和礼堂落满温暖圣洁的橘黄色，耀眼得我几乎要用手指遮住眼睛。浮云之下，世界显得那么安宁美好。
我拿着介绍信费力的找到了灰鸽子街72号。房东是叔母的朋友，和善的伦敦单身老太太。两层红砖楼房，门前有白色栅栏围成的小花园，种满了金雀花。栅栏上斜挂了个送牛奶用的小木盒。
我在这里住寄住了五年，第二年我遇见了安得蒙，第四年他离开了我。然后我又在这里等了他一年。
我在剑桥国王学院学数学，成绩不算差。叔父说过，我是个除了数学什么都不会的白痴。遇到安得蒙后我才发现，原来和他比，我数学上也是白痴。
第一次见到安得蒙是在图书馆外的开满粉色小花的苹果树下。春天的剑桥很美，我抱着两本黄色小说从图书馆的拱门里出来，磨蹭着不想去见第二学年的新教授。高等数学据说换了学术界的大人物，不仅在数学逻辑学和量子力学上深有造诣，甚至对密码学都有涉猎，光得的奖项能把人压死。我对胡子拉碴的老头子没有兴趣，连逃了四次课。埃德加帮我点名被逮住了，告诉我教授说不想上课可以，但必须要带着期末要交的论文亲自去见他。（对了，埃德加是我朋友，学油画，经常代我去数学系的课堂点名。）
苹果树不高，安得蒙就站在树下，依着树干靠着，单手插在长裤口袋里，肩膀上落了几片细碎的花瓣。他身材高而瘦，穿着干净整洁的白衬衫，阳光透过花瓣和椭圆形的树叶洒在他身上，整个人像埃德加的油画，色调柔和而温暖。他身旁围绕着一圈学生，似乎在解答某个数学问题，埃德加也在里面。我挤了过去。
我入学是在1936年，当时政治局势已经比较敏感，密码之类的东西一般很少有人公开讨论。我走过去时埃德加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长串数字。我皱着眉头认了半天，拖长调子念出来：“IloveProfessorAndemund.Wilson”。
周围一群人哄然大笑。埃德加的脸色白了又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