攒足够的钱,也提高了储蓄率,降低了消费。(13)
若单纯从经济增长的逻辑出发,穷国底子薄,增长速度应该更快,而像美国这样的巨无霸,每年即便只增长1%—2%,从绝对数量上看也非常惊人,很不容易。假如穷国增长快而富国增长慢的话,久而久之,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应该趋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除了一个部门例外,那就是制造业。制造业生产率低的国家,生产率进步确实快,而制造业生产率高的国家,进步也的确慢。(14)可见制造业的学习效应极强,是后发国家赶超的基石。久而久之,后发国家的制造业生产率就有机会与先进国家“趋同”。那为什么经济整体却没有“趋同”呢?最关键的原因,是很多国家无法组织和动员更多资源投入制造业,无法有效启动和持续推进工业化进程。
因此,在经济发展初期,将更多资源从居民消费转为资本积累,变成基础设施和工厂,可以有效推动经济起飞和产业转型,提高生产率和收入。而且起步时百废待兴,基础设施和工业水平非常落后,绝大多数投资都有用,都有回报,关键是要加大投资,加速资本积累。而在资本市场和法律机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以信用等级高的z.府和国企来调动资源,主导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是有效的方式。
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方式就不可持续了,会导致四个问题。第一,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已经比较完善,投资什么都有用的时代过去了,投资难度加大,因此投资决策和调配资源的体制需要改变,地方z.府主导投资的局面需要改变。这方面前文已说过多次(第三章和第六章),不再赘述。第二,由于老百姓收入和消费不足,无法消化投资形成的产能,很多投资不能变成有效的收入,都浪费掉了,所以债务负担越积越重,带来了一系列风险(第六章),这种局面也必须改变。第三,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资本收入份额上升,会扩大贫富差距。因为与劳动相比,资本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会带来很多问题,社会对此的容忍度是有限的(第五章)。第四,由于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剩,过剩产能必须向国外输出,而由于我国体量巨大,输出产能会加重全球贸易失衡,引发贸易冲突(见下节)。
在这个大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修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谓“不平衡”,既包括城乡间和地区间不平衡以及贫富差距(第五章),也包括投资和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