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谁也不知道后果会如何。虽然现在回过头看，有不少声音认为“4万亿”计划用力过猛，但历史不能假设。
再比如，z.府通过或明或暗
担保来帮助企业借款，不
定总是坏事。在经济发展早期，有很多潜在收益很高项目，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制度不规范，不确定性很强，很难吸引足够投资。正是由于有
z.府担保，这些项目才得以进行。但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粗放式投资就能带来高收益项目减少，融资需求逐渐多元化，若此时z.府仍过多干预，难免把资金导入低效率企业，造成过剩产能，挤占其他企业发展空间。投资效益越来越低，对经济拉动效果也越来越弱，债务负担和偿债风险就越来越高。
总说来，
国债务问题是以出口和投资驱动经济体系产物。2008年之后，净出口对GDP拉动作用减弱，所以国内投资就变得更加重要（见下章图7-4以及相关详细解释）。而无论是基建还是房地产投资，都由掌握土地和银行系统z.府所驱动，由此产生诸多债务，抛开五花八门“外衣”，本质上都是对z.府信用回应。所形成债务风险，虽然表现为债主银行风险，但最终依然是z.府风险。最近几年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推行系列重大经济金融改革，包括严控房价上涨、“资管新规”、限制土地融资、债务置换、“反腐”、国企混改等，确实有效遏制新增债务增长，但是高度依赖负债和投资发展模式还没有完成转型，因此限制债务虽限制这种模式运转，但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更有效率模式，于是经济增速下滑。
限制债务增长另项根本性措施是资本市场改革，改变以银行贷款为主间接融资体系，拓展直接融资渠道，既降低债务负担，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与债权相比，股权约束力更强。来股东风险共担，共赚共赔；二来股权可以转让，股价可以约束公司行为。哪怕同样是借债，债券约束力也比银行贷款强，因为债券也可以转让。
这些年资本市场改革进展相对缓慢，根本原因并不难理解。融资体系和投资体系是体两面：谁来做投资决策，谁就该承担投资风险，融资体系也就应该把资源和风险向谁集中。若投资由z.府和国企主导，风险也自然该由它们承担。目前融资体系正是让z.府承担风险体系，因为银行风险最终是z.府风险。以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为例，按照国家统计局口径，“民间投资”占6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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