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要干的。有人抓g,m,也得有人促生产呀?”很久以后我才听懂,这是那声枪响磨砺出的明智——凭母亲的出身,万勿沾惹政治才是平安之策。那天我跟母亲说我要走了,大串联去。“去哪儿?”“全国,管他哪儿。”我满腔豪情满怀诗意。母亲给了我十五块钱——十块整的一针一线给我缝在内衣上,五块零钱(一个两元、两个一元和十张一角的)分放在外衣的几个衣兜里。“那我就走了,”我说。母亲抓住我,看着我的眼睛:“有些事,我是说咱自己家里的事,懂吗?不一定要跟别人说。”我点点头,豪情和诗意消散大半。母亲仍不放手:“记住,跟谁也别说,跟你最要好的同学也别说。倒不是要隐瞒什么,只不过……只不过是没那个必要……”
又过了很多年,有人从老家带来一份县志,上面竟有几篇对姥爷的颂扬文字,使那空白的人形有了一点儿确定的形象。文中说到他的抗日功劳,说到他的教育成就,余者不提。那时姥姥和母亲早都不在人间,奶奶和父亲也已去世。那时,大舅从几十年杳无音信之中忽然回来,一头白发,满面沧桑。大舅捧着那县志,半天不说话,惟手和脸簌簌地抖。
叛逆者
姥爷还在国民党中做官的时候,大舅已离家出走参加了解放军。不过我猜想,这父子俩除去主义不同,政见各异,彼此肯定是看重的。所以我从未听说过姥爷对大舅的叛逆有多么愤怒。所以,解放前夕大舅也曾跑回老家,劝姥爷出去避一避风头。
姥爷死后,大舅再没回过老家。我记得姥姥坐在床上纳鞋底时常常念叨他,夸他聪明,英俊,性情仁义。母亲也是这样说。母亲说,她和大舅从小就最谈得来。
四五岁时我见过一次大舅。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玩,院门外大步流星走来了一个青年军官。他走到我跟前,弯下腰来仔细看我:“嘿,你是谁呀?”现在我可以说,他那样子真可谓光彩照人,但当时我找不出这样的形容,惟被他的勃勃英气惊呆在那儿。呆愣了一会儿,我往屋里跑,身后响起他爽朗的大笑。母亲迎出门来,母亲看着他也愣了一会儿,然后就被他搂进臂弯,我记得那一刻母亲忽然变得像个小姑娘了……然后他们一起走进屋里……然后他送给母亲一个漂亮的皮包,米色的,真皮的,母亲喜欢得不得了,以后的几十年里只在最庄重的场合母亲才背上它……再然后是一个星期天,我们一起到中山公园去,在老柏树摇动的浓荫里,大舅和母亲没完没了地走呀,走呀,没完没了地说。我追在他们身后跑,满头大汗,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