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反教权主义者的书中抄来的。我找过你，但听说你跟着加里波第去了西西里，后来又离开了意大利。内格里·圣弗龙将军与我们耶稣会的关系很好，在他的指点下我来到了巴黎。在这儿，我的会友们与法兰西帝国的秘密警察有不错的交情。于是我得知你和俄国人有过接触，而你那份讲述我们在布拉格公墓集会的报告变成了一份有关犹太人的报告。但与此同时我还了解到，你监视过一个叫若利的人。我便通过秘密途径弄到了一本他写的书——这本书留在一个叫拉克鲁瓦的人的办公室里，而此人在一场与准备用炸药行刺的烧炭党人的交火中英勇牺牲了。我由此发现，若利虽说也抄袭了欧仁·苏的书，你那份报告抄的却是若利的书。最后，德国的会友们告诉我，有一个叫古德切的人谈到过在布拉格公墓里举行的一场仪式，而犹太人在仪式上所说的话差不多就是你在给俄国人的报告里写的内容。不过我心里清楚，第一个版本的故事——也就是我们耶稣会士被写进去的那个版本——是你写的，比古德切的三流小说早了许多年。”
“终于有人为我说了句公道话！”
“你先让我说完。后来，在普法战争、巴黎之围和随后的巴黎公社期间，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穿教袍的人而言，巴黎成了一个危险之地。我之所以决定回来找你，是因为几年前，犹太人在布拉格公墓的这个故事被原原本本地刊登在圣彼得堡的一本期刊上。期刊介绍称，它节选自一部根据真实事件写成的小说，因而其来源就是古德切。然而就在今年，几乎相同的内容又出现在了莫斯科的一本小册子里。总之，在那边——或者说在北边，想怎么说都行——有人正在围绕日渐成为威胁的犹太人策划着什么。但犹太人对我们也是一个威胁，因为他们通过以色列人联盟隐藏在共济会身后，而教皇陛下现已决定对教会的所有敌人发动一场决战。所以啊，我的西莫尼尼，是时候改过自新了，你得为你在皮埃蒙特秘密警察那里开我的玩笑而赎罪。在如此造谣中伤了耶稣会后，你得对我们做些补偿。”
真可恶，这些耶稣会士比埃布特尔纳、拉格朗日和圣弗龙还要厉害，永远对所有的事都了如指掌，完全用不着向秘密警察去打听，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秘密警察。他们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会友，并留心自巴别塔倒塌以来诞生的每一种语言所说的话。
巴黎公社失败后，所有法国人都变得无比虔诚，就连那些过去极力反对教权的人也不例外。据说在蒙马特高地甚至建起了一座教堂，替那场无神论者的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