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很勉强地用俄国政治局势不稳来作解释，照此说法，
个小商人哪怕外出小会儿都是不容许
，可是成千上万个俄罗斯人却安闲地在世界各地奔走。但是在这三年里，恰恰对于格奥尔格来说发生
许多变化。对于格奥尔格母亲去世噩耗——母亲大约两年前去世，打那以后格奥尔格就和老父亲起过日子——这位朋友分明还是听说，并在封来信中表示哀悼，但言词干巴，其原因恐怕只能是：身居异乡他对此类悲痛已无法产生同感共鸣。不过自那时起格奥尔格便更加坚毅果敢地处理切事务，也包括他商务。也许母亲在世时父亲在经营上独断专行，阻碍他真正按自己意志行事能力；也许是自母亲去世后父亲虽然还在商行里工作，但已经比较淡泊，不再事必躬亲；也许是幸运偶然事件起到——甚至很可能是这样——重要得多作用；但是，不管怎
说，在这两年里商行有意想不到发展，帮工不得不增加倍，营业额增加五倍，往后买卖无疑会更加兴隆。
可格奥尔格这位朋友却对这种变化无所知。先前，最后次也许就在那封吊唁信里，他曾想劝说格奥尔格移居俄国，并详细阐述格奥尔格在彼得堡设分号前景。他所列举数字同格奥尔格现在所经营范围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可是格奥尔格直不愿意把自己商业上成就写信告诉这位朋友，假如他现在再回过头来这样做，这确实会让人觉得奇怪。
所以格奥尔格在给这位朋友信中始终仅限于写些无关紧要、如人们在安闲星期天独自遐想时杂乱地堆积在记忆中琐事。他不希望别，只希望别扰乱这位朋友心绪，让他保持自己在出国后长时间里所形成、勉强接受对故乡印象。于是，就发生这样事：格奥尔格在三封间隔相当长信中，三次把个无关紧要男人和个同样无关紧要女人订婚事告诉他朋友，直至后来这位朋友居然完全违背格奥尔格本意，关注起这奇特现象。
但是，格奥尔格却宁可在信中告诉他这类事情，而不愿承认自己在个月前同位名叫弗丽达·勃兰登菲尔德富家小姐订婚。他常常和自己未婚妻谈到这位朋友以及他和这位朋友保持着这种特殊通信关系。“那他根本不会来参加
们婚礼，”她说，“可是有权认识你所有朋友。”“不想打扰他，”格奥尔格回答说，“正确理解意思，他可能会来，至少认为他可能会来，但他会感到勉强，自尊心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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