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其现代性。
《时代的喧嚣》是最早的同类作品之一，写于尚未完全枯干的1923年，但很快便被束之高阁，几乎整个世纪都类似于“好兵帅克”，与20世纪的回忆录文学大军格格不入，尽管起初看来和余者相差无几。普拉东诺夫[3]和卡夫卡的世纪，以朝向变化、集体乌托邦及对于新事物的世界迷恋的跨越作为起步，但很快就转而自视为回溯场域。早在现代主义日渐式微之时，记忆及其异母兄弟——文件——便被祭上神坛，大概是因为二者不断地向我们渗透：损失是可逆的，非终结的，即便是在一直更改事物秩序的世界里。
由普鲁斯特发起的话题，在纳博科夫的Speak,memory中得到了延续，最后由塞巴尔德做了了结。在他们之间，是一页又一页的结缔组织，这些文本没有文学觊觎，将其与前者联系在一起的是同样先验性的信念：失去的一切均有其价值，必须重现——只是因为，它们已经失去了。
在厚薄不一的回忆录范本的衬托之下，曼德尔施塔姆的这部小书孑然独立，仿佛被其他建筑占满的街区中一所格格不入的小房子。《时代的喧嚣》对于潜在读者并不友好，这并非曼德尔施塔姆思维方式的神秘黑暗所致，至少，经过一个世纪的阅读已经明朗多了。在我看来，原因在于文本自身，在于作者对自己提出的任务。
这本奇特回忆录的目的在于，将逝去的时间钉入松木棺椁，再楔入一根山杨木橛子，防止阴魂作祟。难怪乎作者的同盟者会如此之少，因为既然如此，干吗还非要写出来不可呢。更何况，回忆的努力是为了达成某种明确任务，而曼德尔施塔姆对此也直言不讳。以下这段文字曾被无数研究者引用：
我的记忆敌视一切私己之物。假如取决于我，想起过去大概只会令我皱眉。我永远无法理解托尔斯泰、阿克萨科夫[4]等人的孙辈对家族档案以及平淡如水的家庭回忆的热衷。我再次重申：我的记忆不是友善的，而是敌对的，其任务不是再现过去，而是要将其推开。
对于一个恰恰打算追忆什么的人来说，这种声明未免令人吃惊；更何况他是在三十二岁，一个并非最适合抚今追昔的年纪，而且还是同代人中第一批、甚至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趁着往事余温尚在。与此同时，他所谈论的还是与身体过分亲密的东西——家庭世界及其声音与气味。它们很容易被折算为流通货币——茶，茶点以及明亮的忧伤。父亲母亲，书架，芬兰式达洽，小提琴音乐会，跟奶妈的散步，等等等等，完全可以作为《奥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