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会遵循遗产纷争的逻辑，外人最受非议的便是其“自我”：像他这样的人是不该关注这些事情的，其行为绝非大公无私，而是有悖常理、心血来潮、没有根基的。人们正是这样谴责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5]的，说她生前最后几个月写下的诗歌无端地缅怀犹太人、纳粹分子和焚尸炉。对于滥用的指责高悬在记忆场上空，在其耕耘者隆起的脊背之上，在深埋于地下的潜流和箭镞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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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些人成功地在过去的领地工作，而且能够常走河边而不湿鞋，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处何地。在弗朗西斯卡·伍德曼过于短暂的一生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沉湎于过去，甚或对往事有特别关注。其父母和哥哥都是艺术家，她从十三岁起就学习摄影，至二十二岁去世时留下了相当数量的照片、几段视频和大量底片。将这些作品联系在一起的是某种堪称罕见的内聚力，与其说是拍摄手法上的，莫如说是问题意识上的。她所持续关注的，其完美主义创作的客体，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伍德曼留下的书信皆为即兴的机打稿，很多单词都没头没尾，像极了她在视频里留下的尖声尖气的画外音；这些文字完全无从揭示她所致力完成的任务是什么，就好比流过铺着卵石的小溪那气泡翻涌的水面。
为弗朗西斯卡·伍德曼著书立说的人大致可以分成两种阵营：传记派和形式派，且两派的队伍都在日益壮大。伍德曼别具一格的作品和英年早逝这一事实为其赢得了特殊名望，使其迅速成为青年人和不幸者的庇护人，后浪漫主义万神庙的又一位女神。伍德曼最青睐的材料是女性身体，这一内容很容易被解读为女性在男性世界、在男性目光注视下的生存困境，或者对于男性目光的无望逃离，隐藏或者伪装的绝望尝试。罗莎琳·克劳斯[6]就是这样解读伍德曼的讯息的，早在她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关于伍德曼的首篇文章中。正是此文开启了将其照片理解为“消失纪事”，即对于自我死亡的提前注解的阶段。随着这种解读流传开来，提及伍德曼时最高频的一个词汇便是“haunting”[7]，即鬼故事里那个引发听者愉悦战栗的词汇。伍德曼的照片的确为这一解读提供了一切必要理由：在这些照片中充斥着各种变形和扭曲，而且并非奇迹或反常的结果——在伍德曼的世界里，事物的自然进程便是如此。从外部看来，伍德曼的创作内容很容易被纳入到家庭皮影剧院之中，在那里，幽灵跟迷失的小女孩们一起，在穿堂风中游荡。
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