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亲历者，并没有怀着各种预设的“目的”和“意义”，更没有未卜先知的全局观。他们所面临的是具体、实际的境遇，并因此做出艰难或随意的人生选择。
与我同龄或更小的年轻人，已经接收了太多简单片面的历史信息，或许可以尝试放下先入为主的偏见和预设的结论，尝试理解和想象当时当地的情景，以及亲历者的体验。
台湾学者杨照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人不理解电影里的劫匪说“挡我财路，如杀我父母”，觉得太极端。
独秀曾写文章批判义和团，认为这是一段“可笑可惊可恼可悲的往事”，“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此时的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向往“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当然要彻底反义和团。
1924年，陈独秀又写了几篇文章说明他对义和团的看法。这次，他将义和团与戊戌变法、辛亥g,m及五四运动并列为重要的国民运动：“……义和团之藐视条约，排斥外力外货及基督教，义和团之排斥二毛子三毛子——帝国主义者之走狗，都无可非难……”
不同时期，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不是陈的思想有了实质性变化，而是他所处的阵营和宣扬的观点需要这种转变。
“为我所用”，就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将历史资料工具化。这种情况下，历史往往成为讲述者的论据库，成为当下观点的背书。
最喜欢此种讲述方法的，往往是振臂高呼者。要想一呼百应，就需要煽动和统一思想，不知不觉便会出于现实目的曲解和选择历史信息。这不是以史为鉴，而是以史为剑。
为什么多数历史记载喜欢找典型，做里程碑？一是便于确定事实的“唯一性”，二是便于确立解释的“正确性”。这样的历史书中，手持利刃冲锋在前的领袖，往往居于画幅的中心，名垂青史。然而，关注典型和里程碑，是最无趣的。
相比之下，我更关心错综复杂和没有经过学者“合理”解释的历史事实——当时当地人的“经历”（Experience）。
被皇帝赶出宫的太监、因饥荒逃到北京挑粪的河南人、被军人欺凌的巡警、在五四运动当天经过赵家楼的车夫……这些“半虚构”的人和事，存在于历史塑造和解释者的视线之外。大时代下的无名者，如同煌煌史书里的毛边，历史车轮上的泥垢，或者不过是时代主线边缘的墨点。
网上传过一张电视剧截图，男主角对着镜头说：八年抗战就要开始了。这种可笑的编剧思维，就是简单刻板历史学习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