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打算干什么？”
“搭车到克萨达，然后去郡政厅，有可能进城。”
“我不能跟你去吗？”
我摇着头说：“我有事得办，而你得休息。”
她说：“噢。”然后伸手去拿咖啡。我转向门。“剩下的吗啡，”她说，“你已经摆在没人找得到的安全地带了吧？”
玛丽·努涅斯于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抵达。米奇·莱恩汉把赫曼太太载到克萨达，然后载了麦克曼跟一大堆杂货回来。
麦克曼曾是军人，身材宽阔，背部笔直。十年的驻岛生涯锤炼出一张深栎木色的严厉脸孔，下颌结实，守口如瓶。他是完美的军人：让他去哪儿就去哪儿，让他留在哪儿就留在哪儿，毫无主见，除了你的指示之外根本不可能做别的事。
他把药商的包裹递给我。我拿出十格令吗啡上楼给加布丽埃尔。她正在床上吃早餐，眼睛水汪汪的，脸是潮湿的灰色。她看到我手里那包东西，便推开托盘急切地伸出手来，一边扭着肩膀。
“五分钟以后你再过来？”她问。
“你可以在我面前吸，我不会脸红。”
“嗯。”我拍着外套口袋朝她咧嘴笑了。
我在克萨达和罗力谈话，浏览了旧金山众家报纸，总共花掉半个钟头。记者已经开始针对安德鲁提出暗示和质疑——只差没犯诽谤罪。这对我可是大有助益。副警长则没提供给我半点新的消息。
我去了郡政厅。维农在法庭里。我跟警长谈了二十分钟，毫无裨益。我又打电话到社里跟老头子谈。他说这案子我们还在办，我们的主顾赫伯特·柯林森颇为惊讶，因为他以为惠登的死已经澄清了他儿子的死因。
“告诉他没这回事。”我说。“埃里克被杀和加布丽埃尔的种种麻烦大有关系。其中一样没搞清，另外一样也别想解决。我恐怕还需要一个星期时间。柯林森没问题啦，”我跟老头子保证说，“跟他解释清楚以后，他一定支持。”
老头子说：“我真希望如此。”语气颇为冷淡——一个案子五个探员来做，应当算是
“可是我会。”她说，然后真的脸红了。
我走出去，关上门，靠上去，听到纸张的噼啪声与汤匙碰撞水杯的叮当声。不久后她便叫道：“好了。”
我又走进去。一包吗啡成了托盘上一团揉皱的白纸，其他几包则不见踪影。她靠坐在枕头上，眼睛半闭，满足得如同吞了一肚子金鱼的猫。她懒洋洋地朝我笑了，然后说：
“你真好。知道今天我想干什么吗？带上点儿午餐划船去——整天都漂在阳光里。”
“对你应该有好处。可以带莱恩汉或者麦克曼去，你不能单独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