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由于不同公国与封邑相互竞争威望,促进宫廷在富丽堂皇方面发展,但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中国宋朝。
历史学家注意到徽宗似乎并不在意宫廷花费问题,但没有深入分析这点反映出徽宗什样性格,以及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尽管中国很早就有为重要政治人物立传惯例,但皇帝传记是个例外。在史书中,对开国皇帝叙述会比较详细,但对其继承人早年生活就很少提及。就徽宗而言,史书中记载他正式谥号全称(共十八个字),他名讳、出生日期,他是神宗第十个儿子,出生在皇宫,母亲是位姓陈嫔妃,然后是他按时间顺序获得各种封号。紧接着就是哲宗驾崩和徽宗继承皇位,但对他登基前生活状态没有任何记载。[11]
《宋史》本纪对每位皇帝叙述非常枯燥,几乎不能视为通常意义上传记。而且,它对朝廷中发生事件也没有提供太多信息。例如,以下是对1107年两个月中发生事件记录:
秋七月乙酉朔,伊、洛溢。戊子,诏括天下漏丁。壬寅,班祭服于州郡。乙巳,贤妃武氏薨。
八月乙卯,曾布卒。丁巳,封子构为蜀国公。庚申,以户部尚书徐处仁为尚书右丞,吏部尚书林摅同知枢密院事。己巳,降德音于淮、海、吴、楚二十六州,减囚罪等,流以下释之。[12]
《宋史》其他部分内容能够对以上记载进行补充。例如,们可以解到,去世嫔妃是徽宗庶母(即他兄弟母亲),分发祭服是由议礼局提议,伊、洛河水泛滥在早年也曾发生过。[13]但如果想更深入地解这些内容,就必须将其他史料中信息拼接在起,就像在这本书中所做样。
20世纪之前史家似乎认为,为位皇帝(甚至包括前朝皇帝)写传记是不适宜。为什呢?[14]是不是因为个人在做皇帝之后就会丧失全部个性、开始成为国家象征呢?[15]在某些环境下,这似乎有定道理,除非是自古以来通常将政治危机归咎于统治者个人行为。传记显然会使君主与其行为之间联系更为清晰。另种解释是,对王位安全担心使得为皇帝撰写传记成为种禁忌。因为当权者不希望让臣民去想象做皇帝是什样感觉。如果人们想象在皇位上感觉,可能就会受到鼓励,认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也能坐上皇位。但这些只是猜测,提不出支持这些观点明确证据。[16]
在写这本书时候,中国在记述统治者生活上禁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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