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音乐并不熟悉,也不能照谱演奏;乐部*员总是对乐理进行无休止、毫无用处辩论。徽宗要求在全国寻找乐师,这些乐师音乐知识应当通过老师传授获得,而不是通过书本学得。[2]
蔡京推荐已经九十多岁魏汉津作为音乐专家。据宋代些史料记载,魏汉津是名方士,能够借助神秘力量创造奇迹。魏汉津在宫廷内引起骚动,些主管乐制*员试图反对他观点,但魏汉津并未退让,他在1104年向徽宗呈递份奏疏,建议重新制定乐律。他追溯历史上校准律管变化,直从传说中伏羲到夏朝创始人、圣王大禹。根据魏汉津说法,禹按照自己左手不同手指长短来确定律管长度。由于秦朝焚书,禹方法也失传。他建议恢复这种方法,根据徽宗手指长短来设定律管长度。他还建议宫廷铸造三组音钟,分别是帝王大钟、四韵清声钟和二十四气钟。在此基础上,“均弦裁管,为代之乐”。[3]
几乎与魏汉津建议设定律管同时,座古墓中发现套由六枚音钟组成古代编钟。这些编钟摹图后来收录于徽宗专门记录文物收藏《博古图》(图6.1)。从图中可以看到,这些编钟底部扁平,表面雕有螺旋纹饰,顶部有两条龙对立盘踞,正好形成个钩。这些编钟发现乃是莫大吉兆,因为编钟上刻有“宋成公之钟”字样,且发现地点在应天府——“回应上天”之府。唐代称应天府为宋州(得名于此地古宋国),宋朝开国皇帝从此地开始崛起(以顺应天意),便改名为应天府。1105年,徽宗将建立新乐描述为结合魏汉津设定律管思想与从天意降临之处出土编钟结果。还有次,徽宗再次说类似话,又明确补充道,这些出土编钟可以用来研究制造原料成分。[4]
徽宗朝秘书省中有专门研究古代器物专家,他们可能提醒过徽宗这些出土编钟潜在价值。在徽宗时代,研究现存古物是个令人激动领域,徽宗用好几位这方面专家。其中位名叫董逌,他仔细考证后,写下编钟产生音乐功能原理。董逌分别测量每口钟六个尺寸(顶部长、宽、高,侧面长,以及底部开口长和宽),还为每口钟绝对高音、律(音)名进行命名(假定尺寸最大、音调最低是定音钟,确定为“宫”音),这说明秘书省*员曾试着演奏这套编钟。董逌评论道,尽管有不少周代编钟保存下来,但宫廷工匠依旧未能铸造出可以作为乐器正常使用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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