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了……再也不敢来厦门了……”
这也是另一件让我意外的事,大部分病人好像是从农村过来的,似乎比住在城里的人要多得多。我住在乡下的亲戚朋友们,除非万不得已,都不会去城市的医院看病。村子里总有一两个赤脚医生,一两个神婆,一两个有药可买的诊所,这些足够他们消化掉大部分的病痛和不安。但在这家医院的门诊,每当诊室的门打开,两三个人进去,我甚至很少能分辨出哪个是病人,哪个是家属,他们都一样镇定和凝滞。在另一家医院,这种分别会明显得多。
诊室里发出惊人音量的喊叫,外面的人都听见了,纷纷张望。我不想看,低头看自己的病历。病历已经很厚一沓,这个我专门用来上医院的包沉甸甸的,里面还装着另外一家医院的住院病历,还有一些药、各种化验单、测试结果、诊断书和发票。我把它们装在一个粉色的布包里,带着病历走上大街时,我希望自己看起来沉着而漂亮,和常人无异。当我要去打针时,还要从冰箱里拿出两盒需要冷链运输的生物制剂装进来。幸亏厦门很小,半小时之内就能到达要去的地方,否则还要带上保温的冰袋。
现在我已经可以没什么困难地看懂病历上写的字了,这在以前无异于天书的字迹,在这些年里渐渐熟悉起来,也算学会了一门外语。这些病历里有许多位医生和护士的字,更多的是打印的资料。这沉甸甸的一包,就是我这几年经历的一部分生活。包里还有些空的药盒、药袋。以前很少能把一盒药吃完,现在相反。每天都要用一些时间,把药剥出来,清空这些盒子。我还没有清理过这个包,说实话,我有点喜欢它重重的,有时候甚至顺手了也不一定会把该扔的扔掉,仿佛这样一来,我经历的奔波苦楚会有一点分量。
那个诊室的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开了近一尺宽,先是有三个人在门口张望,后来只剩下一个人,一个老太太,斜倚在门框上,歪着头显得饶有趣味。我横穿走廊,越过那个人把门关上了。原本我想就坐在门口看着那门,但这个念头让我感到疲倦,又横穿走廊回到我原来的座位上。我的力气可以去关上那门,但心底并没有力气看守那扇门。
他们出来时,女孩改成趴在男人的背上。男人说:“鞋呢?”母亲模样的人向他们刚才的位置望了一眼却没有反应地又转了回去。她手上拿着一些纸片,似乎有点晕头转向。我赶紧说:“鞋在那里啊——”
男人说:“哦,没关系。”他还仓促地笑了笑,但没有看我。
老太太扶着女孩的腰,和男人一起走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