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可能在沾沾自喜。因为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认为伯爵瞧不起他，而今天，他终于有机会能挫一挫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的傲气，并从中感受到无穷的乐趣。他也可能觉得自己的行为充满正义。也许，列普列夫斯基同志对维护无产阶级（他自己就是从无产阶级发家的）的阶级情谊太过执着，以至于眼前的这位“前人民”在新俄罗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这位蹩脚的会计师，这个将酒瓶上的商标统统撕掉的家伙，未经邀请和允许便闯入了伯爵的宿舍，还因为他正大大咧咧地把胳膊肘放在那张凹凸不平的桌面上。这张桌子上曾经诞生过众多极具说服力的政治文件和写给亲朋好友的忠告与信件。伯爵正想开口让对方解释，却突然发现桌子的一只抽屉已经被拉开。“主教”的手里正攥着一张纸。
那些信。伯爵顿时醒悟了过来。他感觉到了恐惧。
哦，要不是这些信……
是。用写信的方式向同事表示友好和善意，这种事也许并不常见，但这些信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责任）把他那份美好的情感告诉他所有的朋友。但“主教”手里攥着的并不是他新写的那些信中的某一封。他拿着的是伯爵从酒店地下室找来的第一份旅游指南里的地图。伯爵在那上面用醒目的红色笔迹将巴黎歌剧院、乔治五世大街和美国大使馆依次连在了一起。
再说了，这究竟是信还是地图，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当“主教”听到开门声并转过头来时，他早已把伯爵从愤慨到恐惧的表情变化一一看在了眼里。尽管对伯爵的具体指控尚未出台，但这种表情的变化本身就已经坐实了他的罪状。
“罗斯托夫领班，”“主教”仿佛对在伯爵自己的房间里看到他感到十分惊奇，“你真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喝酒……烹饪……还有，巴黎的街道……”
“是的，”伯爵边说边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最近我在读普鲁斯特的书，所以想重新温习一下这座城市的区域划分。”
“那当然。”“主教”说。
冷酷无情从来都不需要戏剧效果。它可能来得极其平静，悄无声息。它会轻轻叹息一声，或者难以置信地摇摇头，或者为它即将采取的行动事先满怀同情地道个歉。它的行动虽然迟缓，却有条不紊，而且不可避免。就这样，“主教”轻轻地把地图放回到凹凸不平的桌面上。他从椅子里站起身，穿过房间，一句话没说便从伯爵身边走了出去。
在“主教”沿着塔楼走下五层，一直来到底层的过程中，他的脑子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他当时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