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次都没笑过，感觉笑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就像失去了至亲一样。我应该去接受心理治疗的——事实上，医院应该主动给我安排心理咨询。但大家都遵循着沉默原则，导致沉沦的人一直得不到帮助。
令人无奈的是，无论多么谨慎，悲剧总有一天会重演。事情总是这样，你不可能制止那些无法避免的事情。一位诙谐的主任医生曾经这样告诉学生：到了退休的时候，他们会拥有一辆车身上喷着自己名字的公共汽车，上面坐满了死婴和脑瘫的孩子。用医院里的话来说，这份工作就是充满了“负面事件”。如果无法承担，她说，最好赶快转行。如果能有人早点儿跟我说这番话，也许我真的会三思，也许我会去申请其他精英专业，而不会蹚进这滩浑水。
我咨询了兼职的可能性（“只有孕妇可以”）以及转为全科医生的方法。关于后者，首先我得降回住院医生级别，再花几年在急诊、儿科和精神病学科轮一圈岗。我的确想继续前行，可不想再走回头路了——万一到时发现我也不喜欢当全科医生该怎么办？
我终止了行政岗位，申请了几项半心半意的研究，还在私立科室值了几次代班医生的班。几个月后，我终于把听诊器挂了起来。一切都结束了。
我没对任何人解释我离开的真正原因，也许应该说出来的，也许他们能明白的。我父母的反应，就好像听说我即将因为纵火入狱似的。最开始我只是觉得很难解释，后来干脆不愿解释了。被逼急了的时候，我会穿上自己的小丑服，戴上红鼻子，插科打诨地讲些和肛门以及“最好笑的”病人相关的轶事。很多亲近的朋友只有读完这本书，才会第一次知道背后的真相。
如今，我只会给人们的词句做“诊断”——我给电视台写情景喜剧，有时也修改别人的剧本。如今“糟糕的一天”只意味着我的电脑崩溃了，或者某集喜剧评论特别糟糕——都是些无伤大雅的事情。我一点儿都不怀念当医生的时候那些糟糕的日子，但真的很怀念那些好日子。我想念同事们，想念帮助病人的感觉，想念救了一位病人后开车回家时的感觉。同时我也很愧疚，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培养我，最后我却一走了之。
我对这份职业仍然有着强烈的亲密感——一个人不可能真的“不再当医生了”。看到路边受伤的自行车运动员你会小跑过去，也会一一回复那些发短信来咨询怀孕的朋友。所以在2016年，当z.府决定对医生宣战，强迫他们工作更长时间、拿更少工资时，我仍旧感同身受。当z.府不停宣称医生们太过贪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