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给你提供一个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案。
但不容置疑，简单直接的行医风格会让你成为一位不那么“和善”的医生。被信任当然比被喜爱重要得多，但话又说回来了，两者兼得也不是坏事，所以在一家大型医学院附属医院担任主治医生期间的第三个岗位时，我决定换种新的行医风格。这样做其实并不完全是自发的，我得承认——因为有人把我给告了。倒不是因为我的医术有问题，而是病人对我出门诊时的态度不满意。这件事彻底敲醒了我，我决定：不管付出怎样的努力，也坚决不能再惹上类似的麻烦了，假如病人希望我像理发师傅一样和他拉家常，或者希望我满脸堆笑，没问题，我会照做的。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我突然接到了两年前就职医院的一封信，信里通知说，一位我经手过的病人对我提出了医疗过失诉讼。这件事真是冤枉——剖腹产过程中，膀胱受伤的概率为千分之五，术前我们已经提示了相关风险，她也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了。从医术层面说，我本人在手术中导致病人膀胱受伤的概率肯定低于平均值，因为这件事在我身上只发生过这么一回，而我做过的剖腹产手术绝对不只200例。事情发生后我确实很沮丧，但也知道自己已经尽力做好了善后：我第一时间就发现事情不对头，立刻让泌尿科医生进行了修复，虽然对病人来说这绝对是件坏事，但最后，她无非是晚回家了几天。我当时觉得自己的处理方式也很合适：不断向她道歉，很诚实，也很恭敬，而且绝对发自肺腑。对医生来说，虽然手术前你会不断告知病人术后可能产生的并发症，但内心里，我们当然都希望这些情况不要发生。不要伤害其他人——难道这不是医生职业准则的底线吗？可有的时候，你就是会遇见倒霉事，这回轮到了我头上。
但是，病人雇的那三位以“不赢不赚”为准则的律师可不这么觉得，姑且把他们称为傻逼一号、傻逼二号和傻逼三号。他们敷衍了事地读了一遍法律条文，然后本着“冲对方乱发大招然后看他会不会反抗”的法律精神，断言我存在过失行为，他们说我在手术中的表现完全有失水准，我延长了原告的痛苦，耽误了她见到小婴儿的时间。
很不幸，我没办法反诉，否则会要求对方赔偿我花在翻找医学报告上的时间；赔偿花在和律师以及辩护机构开会上的时间；这件事还侵犯了我的私人情感关系——和H见面的时间本来已经寥寥无几，还要被这件事占去一大半；还有我买红牛的钱——彻夜不眠写报告的日子里，想在值晚班时不打瞌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