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态发展迅速。美国司法部准许我返回法国，但我必须在10月12日（入狱前两周）返回美国，所以我只有几天时间安排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的事情，这个时间可能比较长，也可能比预期短。在飞往巴黎前，我与法国驻美国纽约副领事杰罗姆·亨利见了一面。当年，他在波士顿任职时，曾经来怀亚特看守所探望我。再次见到我，他很惊讶，他以为我的案子在很久以前就结束了。他坦诚相告：“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案件能在认罪协议签署后拖4年才判决。这真是不可思议。”值得一提的是，他建议我尽快起草一份管辖权移送申请，争取在法国而不是美国执行我的刑期。他甚至让我在他的办公室填写必要的文件，并立即递交给法国领事馆。“法国方面马上就会同意你的申请，”他说，“另外还需要经过美国司法部的批准，对此，我担心可能会多花一点时间。”但是他很有信心。我满足引渡所需的条件：我的案件判决具有终局效力（由于签署认罪协议，我放弃了上诉权），而且我和美国没有什么联系。他安慰我说：“原则上，美国人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你的管辖权移送申请。”我希望他是对的。
如果我能在法国服刑，那我肯定会申请假释。根据我的律师马库斯·阿斯肖夫和保罗-阿尔伯特·伊文斯的说法，我完全有可能很快就被放出去，即使必须戴上电子手铐。如此一来，我就不必和家人分开。
我该怎么向加布里埃拉和拉斐拉解释呢？我和克拉拉为了这事争吵不休。最后，我们达成了共识：克拉拉和我会告诉她们，我必须回到美国，在一个“营地”里待大约6个月，她们没有办法来看望我。但我们不会提到“监狱”这个词。我们决定把实情告诉年龄大一点儿的皮埃尔和蕾娅，以便他们能安慰两个妹妹，缓和气氛。这是我面临过的最糟糕的考验之一。我笨拙地讲述着这个谎言，语言支离破碎，嗓音颤抖着，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和眼泪。这项任务太艰难了。加布里埃拉号啕大哭，拉斐拉则偏内向一些，她隐藏起自己的情绪，一言不发。加布里埃拉问了一连串问题：“你会在那里过圣诞节吗？明年1月我们过生日的时候你会回来吗？以后谁送我们上学呢？什么是营地？是一个夏令营吗？有各种活动吗？我们可以网络聊天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看你？你在那里有朋友吗？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为什么你以后不能回美国？我喜欢美国人。等我去好莱坞做演员，你会来看我吧？你会来吗？”不过，对于年纪更大的19岁的哥哥皮埃尔和姐姐蕾娅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