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以按月支付的形式，阿兹曼收受了总共12个月的付款，行为已经坐实（根据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要被判入狱5年）——但是阿尔斯通付给谢拉菲的最后一笔钱是在2009年，因此给阿兹曼付款的行为并不能算在2012年11月我被控告时的调查时效内。
结束了令人胆战心惊的一天，回到怀亚特看守所之后，我打电话给克拉拉。她和我妹妹朱丽叶特分工共同为我提供帮助。朱丽叶特和她通晓两种语言的丈夫，与我的律师们协调处理法律事宜，而我的妻子克拉拉则负责和阿尔斯通保持联系。或者说，她尝试着保持联系。因为此后的情况不用怀疑，对公司来说，我已经是一枚弃子、一匹害群之马。她得到了一些信息（或者说流言），让我觉得难以置信。公司法律部的人甚至不屑跟我通个气，就自行得出了结论。他们认为，无论我的初衷怎样，最终都会迫于压力认罪（他们深信不疑）。罗斯柴尔德和谢拉菲的双双指证已经让企业风雨飘摇，甚至有传闻说他俩已经成为“举报人”（确切说就是“预警者”），就像美国法律《多德-弗兰克法案》提及的那样，他们会因“背叛”行为受到嘉奖，可能会从阿尔斯通缴纳的罚金里抽取10%~30%作为他们的报酬，瑞银集团一个前雇员就因为指认企业的犯罪事实而获得了1.04亿美元的巨款。
所有围绕罗斯柴尔德的这些传言都是不准确的。据我所知，他不会收到美国司法部的酬金，因为司法部强迫他和他们合作，只是承诺给他减刑。但自从我被逮捕后，整个企业就笼罩在恐慌之中。同事们都在绞尽脑汁回忆以前各种会议时的情景。每个人都在想，某天的某个会议，是不是有只“鼹鼠”在场，他是不是带了录音话筒，特别是，自己是否说了什么此后可能会被追责的话。所有人都在担心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会不请而至，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很多老雇员甚至到企业法务处申请配备一名律师，以便轮到自己头上时备用。很多人都觉得自此以后总裁柏珂龙的地位岌岌可危，他本人随时有可能被起诉。在巴黎总部，战斗警报已经拉响。
我后来才听说，公司法务部在我被逮捕后给50多位前期被美国司法部调查讯问过的高层发送了一封邮件。这在阿尔斯通是一个非常反常的防御行为。
“众所周知，美国已经对我司几个疑似存在tf行为的海外项目开展了司法调查。公司内部自检表明，诸位被牵涉进这些案件中……如诸位有赴美出行的计划，美国当局有可能对诸位进行讯问，”邮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