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拉应对得很好，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好。她在新加坡，决定把所有担子都挑起来。一周以来，她想尽办法，寻找能抵押房产来为我做担保的美国公民。没有这一保证，就不会有任何一位法官准许我的保释申请。她还联系阿尔斯通，与火电部门的法务主管马蒂亚斯·施魏因费斯特进行了远程通话，而此人的上司正是过去7年里我的老板安德烈亚斯·卢施。施魏因费斯特将情况汇报给了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卡尔。
“我很震惊，”克拉拉在电话里对我说，“刚开始时，施魏因费斯特表现得非常友好，向我解释说阿尔斯通一直都在支援你。但是，当我们开始讨论细节问题时，我才发现他之前说的全都是空话。”
“你的意思是说……跟我讲讲他都对你说了些什么，越详细越好。”
“好的。他说，关于抵押房产的事，阿尔斯通不会帮我们找人，因为美国司法部门不允许它这样做。检察官会认为阿尔斯通帮忙找人只是一种托词，实质上是对你的变相帮助。”
“这个，在这之前我就明白……”
“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就算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最后找到了愿意承担风险为你做担保的美国人，你被保释之后也不能在阿尔斯通继续工作！”
“什么？不可能！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这样对我的！”
“不，弗雷德。施魏因费斯特说得非常肯定。因为阿尔斯通也正在接受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所以一定会禁止你和温莎的同事们见面。至少在接受调查期间，你们是不能见面的，甚至连我都不能联系他们。他们禁止我和阿尔斯通的任何一位负责人取得直接联系！”
我觉得自己挨了当头一棒，我未来的所有计划突然都落空了。之前，我一直设想着自己被保释以后——虽说还要被迫留在美国等待审判——依然可以重返位于温莎镇的阿尔斯通美国总部，继续在锅炉业务部门工作。但现在，听完克拉拉的这番话，我想一切都需要重新规划，而且要考虑的不只是我自己。没有阿尔斯通的帮助，我的家人怎么可能坚持下去？但是克拉拉早已预想到了我的这个问题。
“至少，只要你还没有认罪，阿尔斯通就会继续给你发薪水。但如果事态这样发展下去，那么你早晚要去劳资调解委员会起诉阿尔斯通。他们就这样将你弃之不理，简直太可耻了！我的确有点儿慌乱，但是你放心，我一直都和家里人保持联系。尤其是朱丽叶特，她帮了我很大的忙。此外，我还在网上找到了一些关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材料，其中有一份由资深律师撰写的报告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