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还在耳畔回响，检察官就回到了审讯室。
“您不想跟我们对话？没关系。这是您的选择。”
“不，我准备澄清一下我在这笔生意中扮演的角色。在这笔生意里，我觉得我没什么可自责的。但是为此我需要一位律师陪在我身边，因为一方面，我不了解美国的司法运作方式；另一方面，我也不清楚我的权利。我相信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这样做。”
我的争辩在检察官诺维克那里不起作用。他毫不动摇，接着说：
“之后我会把您转交到曼哈顿的一所监狱里，您将在那里过夜。明天您将在康涅狄格州法院的一位法官面前出庭。开庭前您有权利面见您的辩护人。法官将判决是否对您继续实施拘留。如果您愿意，您有权利跟家人打电话告知此事。”
保持冷静——这是卡尔对我的忠告。沉着镇定——此外我也没有别的选择。我该不该给我妻子克拉拉打个电话？检察官似乎在鼓动我打电话，但他可能是在极力瓦解我的防线。我妻子肯定会担心到发疯的，她的恐慌会削弱我的抵抗力。这是个心理压力方面的经典理论。我后来了解到，警察称之为“情感感化法”。我快速思考着，心想最迟明天晚上我就会被释放。这个国家连因杀人被指控的辛普森都准许保释，对于我这个法国公民、外国企业管理者，用检察官的话说就是个被美国司法部盯上的、在塔拉罕项目里“没有决策权的小角色”，他们总不会继续关着我。所以算了，我不给妻子打电话了，我情愿出去后再跟她讲述我这段虎口逃生的经历。我有礼有节地拒绝了诺维克的建议，不过，我要求他向法国驻纽约领事馆方面通报此事。诺维克马上照办，用他的座机拨出了一个早已预存的电话号码。显然，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周日晚上，午夜时分，时间这么晚，该给领事馆的哪个人打电话，他再清楚不过了。
他把电话筒递给我，接电话的很明显是个“值班的”。对方问明我的身份后，说他只能做个“记录”。之后诺维克又拿过话筒向领事馆方面表明，明天周一纽黑文法院的法官会听取我的辩诉。就这样，检察官这晚的工作结束了。
接下来，罗恩和罗斯又登场了。他们开始清理我的所有物品（电脑、手机、滚轮拉箱里面的衣物），再次通过那几扇装甲门，采集十指指纹，照相，他俩忙了足足半个钟头。由于我不能看按钮，我依然是返回电梯背对按钮。接着，我们上了一辆汽车，朝曼哈顿的监狱开去，两个地方距离非常近。
在入狱手续办理过程中，那两个探员跟我寸步不离。离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