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纳米科技教授合作一个研究项目，于是我租了车，开车前往帕洛阿尔托，在斯坦福工程学院寻找他。问了一圈之后，我终于在材料科学大楼的一个房间里找到了他。
泰勒看见我并不感到惊讶。艾瑞卡给了我他的真实邮箱地址，我已经写邮件给他，让他知道我会回来找他。他一直对与我见面不置可否。现在既然我站在这儿，他倒是变得温和了。我们一起走到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去吃午餐，很快轻松地开起了玩笑。
泰勒似乎精神状态很好。他告诉我，他现在是斯坦福一个小型研究小组的成员，该小组与加拿大的一家公司合作，参与竞争高通公司（Qualcomm）设置的奖金达数百万美元的三录仪极限大奖（TricorderXPRIZE）。他们试图制造一台便携设备，能够根据人的血液、唾液和生命体征诊断十几种疾病。
我们的谈话转向希拉洛斯，他的眉头紧锁，变得紧张起来。他说不想在有其他人耳目的开放空间讨论这个主题。他建议我们走回材料科学大楼。我们在那儿找到一间空教室，坐下来。明显可以感觉到的紧张焦虑取代了他在餐厅时的轻松神色。
“我的律师禁止我与你交谈，但我再也无法压抑下去了。”他说。
我同意，不管他告诉我什么，都不会将其记录在案，只在他给予我许可的情况下才会在将来写下来。
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我惊愕无比地听他告诉我在他祖父的家里发生的伏击事件，以及几个月来他遭受的法律上的威胁。即使如此，他也从未屈服。他坚定地拒绝签署博伊斯·席勒塞给他的任何文件。我意识到，如果不是他的勇气，以及他的父母在律师费上花费的40多万美元，我也许绝无可能发表第一篇报道。让他承受这样的一种折磨，令我感到内疚和痛苦。
在所有事情中，最令人心碎的是泰勒与祖父的疏远。尽管我的报道揭露了一切，但乔治·舒尔茨仍继续与霍姆斯站在一起。他和泰勒在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不曾见面，只通过律师进行联系。去年12月，为庆祝乔治的95岁生日，舒尔茨一家在他们所拥有的旧金山的一间顶层公寓举办了一次派对，霍姆斯参加了，但没有泰勒。
泰勒从他的父母那里听说，他的祖父依然相信希拉洛斯的承诺。2016年8月1日，在美国临床化学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ForClinicalChemistry，AACC）的年度会议上，霍姆斯一反多年来的严格保密姿态，准备公开其技术的内在工作方式。乔治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