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看法，更没自己动手算过卦。他好像是晚年才对《易经》感兴趣。《史记》说，孔子晚年读《周易》，手不释卷，翻得太多，编竹简的皮条都断了很多次。
《易经》和其他算卦的技术，本质上都是一套符号，代表不同的人或事，用符号推算的结果来预测人事。孔子以前做学问、搞教学，都是“述而不作”，就事论事，不创造新理论。他自己研究问题，包括教弟子，都是“温故而知新”，鼓励类比，举一反三。他觉得能搞明白具体事就行了，从没想提升到“理论”的高度。
现在，孔子却对《周易》这套符号理论感兴趣了。他说：要是我50岁时学了《周易》，就不会犯那些大错了！20
50岁是他从政的开始，知天命的时候。他现在后悔，又想用《周易》干什么？难道是发现了符号理论的精妙之处，想重新搞一套理论学说？比如前面说的，晚年孔子已经没有什么搞变革的决心了，但他又看到了一个大趋势，三桓专权的局面不会永远维持下去。这说明他把个人“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降低了，同时又注意到了一些“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这么发展下去，就是要总结一套尽量客观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如果那样，不仅是孔子思想的重大转型，中国哲学史、学术史也要重新书写。可惜孔子不久就去世，无法弄清楚了。
《春秋》，是编年体的近代史，它和孔子的关系太复杂，得专门说说。
《春秋》本来是鲁国的官方档案。国内外有什么大事，随时记载，但篇幅不大，都是寥寥数语。史官记载这个干什么用？有学者推测是“告庙”用，就是按季节时令祭祀先君的时候，要向祖先汇报最近发生的大事。时间长了积累多了，就编辑成册，成了史书。这种档案保密，一般人看不到，有专门的史官保管。
孔子没当官的时候，看不到这些档案。当大司寇的时候能看到，但他那时忙着治国理政，没顾上学问。只有到他68岁回了鲁国，兼任了朝廷的史官，才有机会把往年的《春秋》都抄出来，整理成书，给弟子们学历史用。因为弟子们想当官，光知道古代史不行，得知道两百多年以来国内、国际的大事。
贵族家有自己的家谱、家学。穷家出身的学生，只能靠孔子抄出来的《春秋》学历史。孔子很重视历史教育。他说，光讲大道理，不如讲事实深刻、明白，21拿历史和现实里的兴衰成败，当后人的借鉴。
官方文献都有个问题，就是忌讳太多，貌似冠冕堂皇、光明正大，实际上很多事不敢说明白。比如春秋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