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一旦落实了就要“刑戮”——死刑。他聪明，咬紧牙关什么都不说。逼急了，就是《诗经》里的两句：“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思是，白玉上面的污点，还能磨掉，我要说了什么错话，那就是一辈子的污点，永远洗不掉了。审他的问不出口供，拿他没办法，最后放了。
两个弟子吃官司，对孔子打击很大。为了补偿弟子，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公冶长，把侄女——哥哥的女儿，嫁给了南容。
当了几年大司寇，孔子懂了些世事人情。按他原来的学究脾气，见人蹲监狱，肯定觉得是罪有应得，现在他总算知道司法那套东西是怎么回事了。孔子佩服南容，居然能从那些人手里逃出来，不简单。公冶长蹲了监狱，受的罪多，把女儿嫁给他，算多补偿一点。10
从这事能看出来，孔子不怕风险，有担当。同党被人整肃，胆子小的政客要赶紧划清界限，自保为上，甚至落井下石，踩上一脚证明自己清白。孔子不光不避嫌，还要结亲。他后来丢了官，周游四方很多年，弟子们照样追随他，吃苦受累甚至担风险，班子一直没散掉，还越来越大。这非常难得，不但之前没有，后世也再没有过这么坚定团结、能折腾的师生团队（除了墨子一伙人，可关于墨子的记载太少，我们不了解详情），这跟孔子的个性很有关系。
用现在的话说，孔子不是个出色的行政官僚，但是个合格的政党领袖。
季桓子实际在暗中纵容反孔子的一派。但闹到一定程度，三桓就要有个最终意见了：到底还用不用孔子？两派斗得已经不可开交，必须有一方出局才行。
三桓这时最担心的，是孔子和鲁定公结成一伙，那样三桓家族就又有危机了。偏偏孔子太讲君臣道义，各种礼节上都把鲁定公抬得很高。这么做的时间长了，国君的威信慢慢就积累起来了，三桓不能不在意。
孔子40岁就觉得自己“知天命”了，公开的宣言就是不结党，能干好工作就干，干不好就辞职走人，继续当老师。自己有文化，到哪都有人交学费，饿不死。他对钱看得不轻，但也不重。钱多了吃的穿的讲究点，没钱了就“饭蔬食，饮水”，有口吃的饿不死就行。凭劳动挣钱，就是给人家赶车也不丢人，就是不能为钱做违心事儿。
三桓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对他们来说搞政治就是结党营私，最恨洁身自好的假清高，脚踩两只船的骑墙派——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把你从一个穷书生、半冒牌的小贵族，提拔到权力中心，就是让你来卖命的，这叫攻守同盟、利益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