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在五霸之时，就已经出现，所以各国才希望“父子相继、世代从业”。
方面因为战争需要大量
农夫。
另方面也是因为私营手工业者不是很好管理。税收、军赋、军役、劳役，都不如被困在土地上农夫管起来容易。
管理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需要更多官吏和更高执政水平，管理授田制农夫则不需要那
高水平和那多官吏。
宋国没有那样全面管理才能，因而对各种手工业者收货币税同时，又收以实物军赋。
在春秋之时，所谓国有六职：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织妇。
在官营手工业为主流时代，私营手工业者很少，管理起来也很容易。
想要做什手工业品，直接由官营工商食官负责。从车轮弓箭到铜锡武器、乃至奢侈玉器玻璃珠水晶杯，都有专门匠人负责制造。
只是随着这种制度逐渐解体，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在大城市出现
不少私营手工业者。
适哥哥就属于典型私营手工业，不受直接管辖，但还需要缴纳各种赋税。没有授田权，原本也没有从军权，但从几十年前战争规模扩大后，手工业者也需要服军役。
譬如个制轮木匠，每年可能需要缴纳个车轮；个制皮皮匠，每年可能需要缴纳部分甲皮。
这都是为战争需要，是赋不是税。必要时候还会征召这些人专门制作。
这不是全面税赋，只是专业赋，因而也难以促进商品交换发展。
当年管仲在齐国政策是对富商贵族征实物赋，譬如手中握着百张债券必须缴纳辆马车，这样来富商贵族不可能自己去做，而是会去买。既增加军赋，又促进手工业发展，也可以促进市场繁荣和商品交换。
宋国则完全不同，只是征收专业实物赋。制轮木匠不可能去买个车轮交上去、制皮匠人也不可能买些甲皮交上去。虽然军赋也收上来，可是手工业发展被遏制
这对各国施政者是个很大考验，旧时代制度无法照搬，新时代制度还未完善。管理和税收，从不是件简单事。
城市城市，有城有市。
城未必是城市，尤其是春秋时代城市，就是依靠吸走附近周边井田村社上农产品发展出来，将社会剩余财富集中于城市。
手工业者出现，各国道路建设，货币出现和剩余产品交换，让城市终于从专职统治城堡变为真正城市。
但随之而来新问题也出现。手工业有利可图时候，大量人“变业”，从农夫变为手工业者和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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