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跟她有联系。你说过。”
“对，我是说过。可我也不知道她这会儿在哪儿。”
在冰冷的地下室里他一直抓着我的手，后来我甩开了他，回到楼上，坐在了没有开灯的客厅里，煤气暖炉的旁边。我听到他的脚步声上来了，到了我的房门口也没
“啊，”他答得很平静，“就在这儿，是吧，纳撒尼尔。”我记得他当时的原话，重复了一下我的名字。接着是更长的沉默。我的耳朵也许对任何声音都聋了，哪怕有什么声音出现过的话。我保持着弯腰弓背的姿势。后来不知道又过了多久，他把我给弄到楼下，我们走进地下室，蛾子开始动手打开皮箱。
箱子里，紧紧叠在一起，仿如经历了永恒的，是所有那些我们看着她如此富有戏剧性地放进去的衣物，每一件都讲出过一番道理，为什么她会需要这一条及小腿的裙子或是那条披肩。她必须带上那条披肩，她说过，因为那是我们送她的生日礼物。那个茶叶罐，她在那儿会用得着的。还有那些便鞋。每一样东西都有其目的和用处。而每一样东西都留在了这里。
“如果她不在那儿，那他也不在那儿吗？”
“他在那儿。”
“如果她不在那儿，他为什么在那儿呢？”
那之后第一个冬天结束，就是我们跟蛾子住在一起的时候，蕾切尔硬要我跟着她一起下到地下室里。那里，在她推开的几只盒子和一块防水帆布下面，居然放着母亲那只旅行大皮箱。它根本没去新加坡，而是在这儿。这看着像一场魔术表演，就好像皮箱在经历了旅程之后又回到了房子里。我什么话也没说。我沿着楼梯走出了地下室。我想，我是害怕我们会在箱子里发现她的尸体，紧紧地压着所有那些仔细叠好放进箱子里的衣服。蕾切尔离开房子的时候，“砰”地摔上了门。
蛾子很晚回来的时候我在自己房间里。他说那天标准饭店度过了一个危机重重的夜晚。通常我们要是在房间里的话，他是不会来搭理我们的，可这次他敲了敲门，走了进来。
“你没吃晚饭。”
“吃了。”我说。
“你没吃。一点都看不出来。我来给你做点。”
沉默。
“她在哪儿？”
“不知道。”
“你肯定知道。学校的事都是你们搞定的。”
“那是我自己搞定的。”
“不用，谢谢。”
“我来……”
“不用，谢谢。”
我不想朝他看。他待在原地，什么也没说。后来，“纳撒尼尔，”他平静地喊了我一声，就不说下去了。又过了一会儿，“蕾切尔上哪儿去了？”
“不知道。我们找到她的箱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