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处”
。他发现自己已经不是自己，不是那个超然
警察。他在此案中掺入太多个人色彩。海伦·斯诺白兰地尝起来很糟，或者有可能他味觉已经被病毒破坏。他需要休息，他需要回到天津家里。他觉得恶心、无能为力。
“四方都没有灯光，”他对海伦说，“黑暗中，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他恳求她收拾行装搬出去，离开盔甲厂胡同。这里已被诅咒。谭礼士感到自己要被恐惧压垮。他得控制住情绪。他才是那个应该离开北平人。
随后他念头
转，想到尽管戴笠和蓝衣社性情残忍，但他们暗杀常常迅捷果断——直接开枪崩头，然后转向下个敌人或叛徒。戴笠喜欢“肃清”这个说法。他杀人方式并不符合帕梅拉遭遇。然而无论如何，谭礼士都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无法确认戴笠与此案关系，也无法认定戴笠是无辜。永远不会有人敢于就此案接洽戴笠，即使是韩世清或韩世清在前门上司也不可能。
无论海伦·斯诺关于杀错人说法听起来多
有理有据，关于它永远也得不出结论。有些问题永不会有人敢问。在中国，某些人势焰熏天，可以“奉旨杀人”，而戴笠就是这样人。他是所有死胡同尽头那堵撞不得“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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